1937年，地下党员涂作潮与邻居打牌。闲聊中，邻居突然凑到他耳边，轻声说：老兄，你是不是共产党？ 这个看似充满铜臭味的小老板对外宣称叫蒋林根，但要是掀开他那层充满机油味的外衣，你会发现一个更硬核的名字：涂作潮，党内代号“木匠”涂作潮这辈子最大的危机，其实不是来源于拿着枪的特务，而是来源于弄堂里那些热心过度的大妈大爷，和那些爱琢磨事的牌友。 在那段时间的牌桌上，一种无形的压力曾让他后背发凉，一位米店老板在摸牌时似笑非笑地冒出一句分析：这年头，怎么三十多岁的大男人还不成家，说话文绉绉的，不爱也不讨小老婆，生意一般般却租得起大房子。 这种人，要么身患隐疾，要么身份有鬼，还有邻居私下议论，那些被抓的共产党，十个里面有八个是独身，不仅看起来有涵养，还都不拖家带口，言者无心，听者惊魂，这番话让涂作潮意识到，在这个充满窥探欲的上海滩，“单身”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漏洞。 要想在这里把秘密电台搞下去，他急需一件最具有欺骗性的“道具”一个老婆，一个看起来庸俗、吵闹、充满烟火气的家庭，这并不是一段始于爱情的婚姻，而是一场为了生存的精心匹配。 涂作潮向组织开出的择偶条件堪称苛刻却又充满智慧：必须没文化，必须要能生养，最好还能带个现成的孩子，为什么，没文化就不容易看懂他在搞什么名堂，有孩子，这个重组家庭看起来才足够“世俗”和“累赘”，没人会怀疑一个拖油瓶的继父是干革命的。 这个女人的前夫在战争中丢了性命，她独自带着一个五岁的孩子在上海滩艰难讨生活，在当时那个世道，一个有些积蓄的小老板愿意娶一个带孩子的寡妇，还视如己出，那简直是天大的福分。 张小梅感恩戴德，那个五岁的孩子成了涂作潮最好的掩护，他不再是那个孤僻的怪人，而是一个会在晚饭后抱孩子、也会被老婆念叨柴米油盐的“俗人”邻居们的疑虑在婴儿的啼哭声和夫妻的琐碎日子里，彻底烟消云散。 涂作潮这个“木匠”的绰号可不是随便叫的，早年在长沙，他确实是个每天跟刨子、锯子打交道的木匠，甚至还因为搞工人运动被炒过鱿鱼，在莫斯科受训时，面对无线电那些复杂的数学公式，这个只有手艺功底的汉子曾头痛欲裂。 但他居然硬是用木工的逻辑搞通了洋墨水，他不懂那些高深的电学原理，但他懂结构，懂拆装。对他来说，电台就是精密的木工活，拆开、修好、装回去，比背书容易多了，这种野路子出身的特长，让他曾在宁都起义前线，三下五除二修好了那台急死所有人的故障发报机。 回到上海后，这种“手艺人”的特质成了他最好的武器，他和最得意的徒弟李白开起了“父子店”为了躲避侦查，这对师徒搞出了一堆在当时看来匪夷所思的“黑科技”当时的日本特务为了抓捕地下电台，发明了无线电测向车，还配合分区分时停电来缩小排查范围。 涂作潮心里清楚，发报机功率大了，一按电键，周围邻居家的灯泡都会跟着闪，这一闪就是催命符，他居然把原本100瓦的电台功率，硬生生改装到了只有7瓦，后来甚至降到更低，这是什么概念。 就像是在一群拿着高音喇叭喊话的人中间，他学会了用腹语传音，他还带着李白研究用电规律，利用深夜居民用电低谷的时差发报，甚至到了1940年冬天，他捣鼓出了没有外部形态的“无形收报机”，平日里就是普通的收音机零件。 用的时候才组装起来，这简直就是那个年代的“魔术”徒弟李白在这样的严师手下，硬是被磨成了顶尖的高手，有次李白不小心弄坏了一个零件，平时看起来笑呵呵的涂作潮突然大发雷霆，骂得极为难听。 这种近乎残酷的严厉，是因为涂作潮知道，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一个小零件的失误，代价就是人头落地，1942年秋天，危机还是爆发了，日本人虽然没有确凿证据，但凭借技术手段锁定了区域。 李白被捕，虽然他在敌人破门前销毁了设备，咬死自己只是做生意的，但作为师父和上线，涂作潮知道，这里已经待不下去了，几年的共同生活，张小梅虽然没读过书，但她不傻，自己的枕边人，明明可以娶更好的女人，却找了自己。 明明只是个修电器的，却总是在深夜摆弄那些奇怪的线圈；明明是个小老板，眼神里却总藏着警惕，她其实早就有感觉，眼前这个男人，跟她那个战死沙场的前夫一样，是那种“干大事”的人。 涂作潮把这些年攒下的积蓄一股脑全都塞给了张小梅，让她带着孩子们回老家避难，在分别的最后时刻，他第一次在这个女人面前卸下了所有伪装，告诉了她自己真实的姓名，他对她说，如果以后活不下去了，或者没有他的消息，就去找一个叫毛泽东的人。 之后涂作潮只身撤往新四军驻地，继续他的军用电台事业，而张小梅这个看似柔弱的文盲妇女，爆发出了惊人的韧性，在和丈夫失联的日子里，哪怕积蓄花光，哪怕一个人拉扯三个孩子，艰难度日，她也从未有过一句埋怨。 信息来源：涂作潮 传奇木匠造电台——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