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连长刘玉明结束了军旅生涯，准备转业离开部队，在路过汽车站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穿着破烂的女乞丐，他漠然地走过，没有多加留意，但是，就在他踏上车厢的那一刻，一种莫名的不忍让他回头一望，惊讶地发现那位女乞丐正拼尽全力地追赶着即将开动的汽车。 女乞丐的草鞋在水泥地上磨出刺啦声，一只先掉了，另一只挂在脚踝上晃荡，露出的脚掌沾满泥血，像朵被踩烂的山茶花。 刘玉明的军靴钉在踏板上，脑子里轰然炸开——那双眼，即使糊着灰，也亮得像1944年洙边村口老槐树下，跳上石碾喊“谁参军我就嫁谁”的识字班队长。 那年月，沂蒙山区刚遭过鬼子扫荡，征兵令贴在焦黑的树干上，村支书急得直搓手。梁怀玉的红头绳在风里甩成火苗，邻村孤儿刘玉明从人群里挤出来，褂子上还沾着给瘫痪爹熬药的灶灰。 三天后婚事办得像场秋收，陪嫁是两筐地瓜干。新媳妇过门就把公婆炕头的脏被褥拆了，小姑子的破棉袄补得针脚比星星密，第七天集合号响时，她从嫁衣上撕下块红布塞进刘玉明包袱：“家里有我，红布在，人就在。” 红布确实成了护身符。刘玉明从山东打到淮海，三次挂彩，最险那次子弹擦着心口飞过去，昏沉中摸到怀里温热的布角，竟撑着爬回了阵地。他在日记里写：“怀玉说红布是念想，我看是命——没它，骨头早喂了野狗。” 梁怀玉守着的“命”却越来越轻。白天背瘫痪公公去晒谷场，晌午顶着日头锄三分薄田，夜里油灯下纳的鞋底能从村头排到村尾，都让区里干部拿去换前线战士的脚。鬼子进村那年，她背着咳血的婆婆躲地窖，粮缸被机枪打得直冒灰，婆婆哭她苦，她倒笑：“玉明在前线吃枪子，我这算啥苦？” 苦的是音讯。1949年春，徐州来的信让她手抖得拆不开——刘玉明成了连长，部队在徐州休整。她揣着攒了五年的鸡蛋钱，烙了三十斤煎饼上路，三百公里路走得鞋底开花，到驻地时营房空得能跑马。 第二年她又去，在军营外蹲了七天，哨兵偷偷说“刘营长转业了”。村里闲话像苍蝇：“穿军装的早娶城里姑娘了！”她在河边捶衣服，棒槌砸得水花四溅：“他活着，就是打仗忙。” 1950年倒春寒，她把棉被拆了改成棉裤，包袱底压着那块红布，第三次上路。风往脖子里灌，血泡在鞋里磨成脓，到徐州车站时，正看见个穿军装的背影往车上挪——那走路微跛的姿势，和她给小姑子讲过无数遍的“玉明右腿有块炮弹皮”分毫不差。 “刘玉明——！”她的喊声劈碎车站的嘈杂。车上人猛地回头，军大衣滑落肩头，露出里面洗得发白的旧褂子。 三十岁的汉子跳下车，把人搂进怀里时才发现，怀里的“女乞丐”轻得像捆干柴。梁怀玉从贴身棉袄里掏出红布，布角磨出了毛边，颜色却比当年嫁衣还艳。“我就知道，”她笑得眼泪砸在布上，“红布在，人就在。” 后来的照片挂在纪念馆：梁怀玉新褂子袖口有补丁印，刘玉明军功章下压着红布，背面是他歪歪扭扭的字：“1950年7月12日，徐州，与妻重逢。”旁边摆着他的转业证、记满战场与思念的日记，还有那双磨穿底的草鞋——鞋尖破洞里，能看见风干的血渍。 退休后刘玉明常去学校讲打仗，讲到红布就摸心口：“这不是迷信，是念想——那会儿兵荒马乱的，多少人家破人亡，我们能老在一块儿，靠的就是这点念想。”梁怀玉在村妇联帮衬，谁家小夫妻闹别扭，她就掏出发黄的照片：“你看，走丢了六年都能找回来，日子哪有过不去的坎？” 如今老石头屋成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年轻夫妇来听故事，总对着展柜里的红布发呆。有姑娘问：“要是他真娶了别人呢？”白发苍苍的梁怀玉就笑：“那我就当他死了——可红布没告诉我他死，我就得找。” 阳光透过窗棂，照在红布上，像团跳动的火苗。这火苗，曾照亮刘玉明的战场，也曾暖过梁怀玉三百公里的寻夫路，如今还在无数人心里亮着——原来最坚韧的不是枪林弹雨里的冲锋，是寻常日子里，“红布在，人就在”的那份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