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6年，王安石被撸了宰相，贬为江宁知府。在江宁干了几年后，感觉心灰意冷，不禁萌生退意。于是给朝廷打了个报告：“我身体不好，申请回家休养。” 清晨的露水还挂在半山园的茅草屋檐上时，王安石已经提着木盆走到溪边。 皂角在粗布衣裳上搓出泡沫，顺着水流漂向远处的芦苇荡，惊起几只白鹭。 路过的书生认出他来，手里的书卷“啪”地掉在地上，他却笑着捡起递过去，指尖还沾着皂角的滑腻。 谁能想到，这个在溪边搓洗衣物的老头，曾是大宋朝堂上掀起惊涛骇浪的改革舵手？ 如今这几间没围墙的土屋里，除了几箱书、一床旧被褥，就剩下一方砚台——那是早逝的儿子王雱用过的。 砚台边缘还留着少年人的指痕，五岁时一句“獐边者是鹿，鹿边者是獐”让朝野称奇的天才，二十三岁中进士被唤“小圣人”，为了父亲的变法，熬着夜修《三经新义》，墨汁染黑了多少个五更天。 可他太急了，急着帮父亲扳倒那个“接班人”，急火攻心咳得痰里带血，三十三岁就闭眼时，王安石正握着这方砚台，手背上的青筋跳得像要裂开。 白发人送黑发人那天，他把案头的《三经新义》手稿推到一边，第一次觉得朝堂的风云都不如江宁的泥土实在。 儿子急着帮他扳倒的，正是那个他曾拍着胸脯说“学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独惠卿而已”的吕惠卿。 当年在基层一手提拔的人，转头就把两人私信抖到宋神宗面前，字里行间挑出“欺君”的罪名；借着郑侠案，连亲弟弟王安国都被流放到蛮荒之地，死在异乡——兄弟俩曾约好退休后“乘槎泛海”，如今只剩半卷没写完的诗稿压在箱底。 这些刀子扎进肉里时，他没递辞呈；可王雱的棺木从门前抬过，他第二天就写了报告：“我身体不好，申请回家休养。” 在半山园的日子，他喊乡间姓张的老农“张公”，老头回一句“相公”，他摸着胡子笑“就差一个字，都是寻常人”。 可这笑声落进溪水里，连鱼都懒得惊起——那颗被政治撕过、被亲情碾过的心，早就像园子里的老槐树，只剩斑驳的皮。 1084年的春天，半山园的柴门被叩响时，他正蹲在菜畦里拔草。 听说苏轼来了，他连鞋都没穿好，骑着那头瘦毛驴往江边赶。 苏轼穿着便服，看见他慌忙作揖道歉，他却大手一挥：“礼岂为我辈设哉！” 当年为了变法吵得面红耳赤的两个人，在江宁的山路上走了一个多月。 苏轼说“劝我试求三亩宅”，他答“从公已觉十年迟”，笑声震落了松针上的雪——原来死对头的和解，比接班人的背叛更暖人心。 送走苏轼后，他对着空荡荡的山路叹：“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可这和解的暖意，捂不热骨子里的执拗。 1085年，司马光上台要废募役法的消息传到半山园时，他正咳得直不起腰，却猛地拍了床板：“此法终不可罢！那是我和先帝议了两年的心血！” 青苗法废了他没吭声，保甲法废了他闭着眼，唯独这募役法，像刻在心上的旧伤疤，一碰就疼得发抖。 1086年的冬天，半山园的茅草屋飘起了纸钱。 临终前，他把半山园捐给了寺院，说“这地方，本就是半途歇脚的”。 棺木抬过钟山时，有人看见那方砚台被枕在头下——或许在另一个世界，他能和那个喊“獐边者是鹿”的少年，再论一次新法的长短。 连司马光都叹“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政见能分高下，人品却让对手也得竖拇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