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农民朱海清在地里干农活，村长气喘吁吁跑来：“别干了，快回去，你家来了个大官！ 院里站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军呢大衣第二颗纽扣松了线头，却把腰杆挺得像山松。 他握住朱海清布满老茧的手时，指节因用力泛白：“孩子，我找你娘四十三年了。” 朱海清这时才想起，母亲临终前塞给他个红布包——里面是张泛黄的纸，毛笔字洇着水渍：“今借到张翠屏同志小米七千斤，革命胜利后归还。李运昌，1943年冬。” 时间倒回1943年腊月，兴隆县冰塘峪的风像刀子刮脸。 怀孕九个月的张翠屏踩着没膝的雪，推开八路军藏身的山洞时，棉裤膝盖处已磨出破洞，露出冻得发紫的皮肉。 “跟我走，有条狼道能绕出去。”她把小马灯往石壁上磕了磕，灯芯爆出的火星照亮身后三百多个冻得缩脖子的战士。 没人知道，这个挺着大肚子的女人，刚在山洞里生下孩子。 战士们用绑腿结成绳，把她往下放时，婴儿的哭声裹在风雪里，像只小猫。李运昌解下棉大衣裹住新生儿：“就叫‘冰儿’吧，记住这冰天雪地的恩情。” 队伍脱险那天，李运昌写下借条，张翠屏却把纸塞进棉袄内袋，贴着心口窝：“不用还，你们活着打跑鬼子，比啥都强。” 三个月后，丈夫朱殿昆给八路军送信时被日军杀害，尸体挂在村口老槐树上。 张翠屏抱着刚会爬的冰儿，连夜用手刨开冻土埋了丈夫，第二天就背着两个孩子搬家。 此后二十年，她搬了七次家，每次都把借条用油纸层层裹紧，塞进墙缝最深处。 有人劝她找政府救济，她总把补丁摞补丁的袖口往下拽拽：“俺男人是英雄，俺不能给他丢脸。” 而李运昌心里，那个风雪夜的小马灯总在眼前晃。 全国解放后他托人找过三次，都因“张翠屏”这个名字太普通，加上她刻意避世，线索一次次断在档案馆的故纸堆里。 1988年春天，离休后的李运昌翻出旧日记，突然想起冰儿父亲姓朱，这才通过烈士档案找到朱殿昆的名字——往下看，家属栏写着“子：朱海清”。 “当年借的粮食，按现在市价得值多少钱？”朱海清摩挲着借条上模糊的字迹问。 李运昌从公文包掏出一沓钱和粮票，却被朱海清推了回去，指节抵着桌面：“俺娘说，这借条是念想，不是欠条。” 他顿了顿，从抽屉拿出张黑白照片，边角已经卷边：“俺爹到死没留下照片，您能帮他评个烈士不？” 三个月后，朱殿昆的名字被刻进兴隆县烈士陵园。 李运昌用自己的稿费盖了所小学，校门口石碑上刻着“翠屏小学”——孩子们晨读时，声音会飘过操场边那棵老槐树，像极了当年张翠屏哼着童谣哄冰儿睡觉的调子。 有人问，一张借条藏了四十年，值吗？ 朱海清擦拭母亲的墓碑时，总会把借条复印件轻轻放在石台上：“俺娘说，值不值，要看心干净不干净。” 如今那张原件躺在河北档案馆，玻璃柜里的借条旁，放着冰儿当年裹身的小襁褓，补丁上还沾着1943年的雪粒。 朱海清种地时，锄头碰到石头的闷响，和当年母亲在山洞里咬着布巾生孩子的闷哼，竟有些像。 这大概就是中国人常说的，血脉里的东西，忘不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