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知名人士宋楚瑜，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台湾不是大陆的领土，那么凭什么当年满清把台湾割让给日本”。 作为台湾政坛上跨越蓝绿的人物，他的立场常常被视为观察岛内政治光谱变化的风向标。 这句话的直接指向，是台湾岛内某些“台独”论述中试图割裂台湾与中国历史联系的观点。 他以简单而犀利的逻辑，揭开了那些试图模糊台湾历史归属的论述中存在的根本矛盾。 要理解宋楚瑜言论的深意，我们需要回到历史的现场，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 当时，清政府将台湾割让给日本，这一行为本身隐含着一个前提：清政府视台湾为其领土的一部分，否则便无权“割让”。 这段历史并非孤立的片段，从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到1683年清政府将台湾纳入版图，设立台湾府，从1885年台湾正式建省，再到1895年的割让，台湾与大陆的政治联系有着清晰的历史轨迹。 即便是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人民也未停止反抗，这段历史反而强化了部分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 台湾历史学家连横在《台湾通史》中开篇即言：“台湾固无史也，荷人启之，郑氏作之，清代营之。” 这句话简明扼要地勾勒了台湾历史的发展脉络，也确认了清政府对台湾的主权关系。 宋楚瑜的言论触及了一个关键问题，历史事实与法理逻辑的一致性。 《马关条约》作为国际法文件，其有效性建立在签约方对所涉领土拥有合法主权的基础上。 如果台湾当时不属于中国领土，那么条约中关于台湾的条款便失去了法理基础。 这一逻辑链条简单而有力，直接挑战了“台湾从来不属于中国”的论述。 国际社会对台湾地位的认识也具有一致性，1943年的《开罗宣言》明确表示“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华民国”。 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再次确认了这一原则，这些国际法律文件构成了战后国际秩序的一部分，也为台湾归还中国提供了法理依据。 有趣的是，宋楚瑜的言论在台湾内部引发了不同反应，一方面，认同“一个中国”原则的人士认为这是对历史事实的客观陈述。 另一方面，主张“台独”的人士则试图从不同角度解构这一论述，部分“台独”理论家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论”，试图否认《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法律效力，但这种论点在国际法和历史学界支持者甚少。 台湾大学政治学教授张亚中曾指出：“台湾问题的本质是中华民族内部的事情，任何试图将台湾问题国际化的做法都不符合历史和法理事实，”这种观点代表了台湾学界中理性务实的声音。 宋楚瑜的言论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其历史正确性，更在于它为两岸对话提供了基于共同历史的切入点。 在两岸关系复杂多变的今天，重新确认共同的历史认知，可能成为构建互信的重要基础。 历史学者黄光国提出，两岸中国人需要共同面对和解释自己的历史，而不是各自选择性地记忆和遗忘。 台湾与大陆共享的不只是1895年之前的清朝历史，还包括抵抗日本殖民的共同记忆，以及战后台湾回归的民族情感。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中华民族的历史叙事本身就是多元一体的。 台湾的历史经验，无论是原住民文化、明清开发、日本殖民还是战后发展，都是中华民族历史中独特而宝贵的一部分。 承认这一点，不仅不会削弱台湾的独特性，反而能使其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找到恰当的位置。 宋楚瑜的言论揭示了历史叙事在两岸关系中的核心地位。 在我看来，真正解决两岸认知差异的关键，不在于选择性地强调或忽略某段历史，而在于构建一个能够包容多元经验的共同历史叙事。 中华民族的历史本身就是一部不断融合、发展的历史，台湾的特殊经历，无论是荷兰殖民、明郑时期、清朝治理、日本殖民还是战后发展，都可以被纳入这个大框架中理解。 这种包容性叙事不仅符合历史事实，也为两岸关系的和解提供了可能。 当今世界，身份认同日益成为复杂多元的建构过程，对台湾同胞而言，认同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与珍视台湾独特的地方经验并不矛盾。 事实上，许多成功的多元社会都证明了这一点：人们可以同时拥有多层次的身份认同。 两岸之间的历史认知差异，部分源于不同的政治经历和教育体系，要弥合这些差异，需要开放、尊重的对话，以及基于事实的历史教育。 这并不意味着要求任何一方放弃自己的观点，而是寻找能够连接彼此的共通点。 从文化角度看，台湾保留了许多中华传统文化元素，同时发展出了独特的地方文化特色。 这种文化上的共通与差异，正反映了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和生命力，在全球化时代，这种文化多样性应当被视为资产而非负担。 最后，我认为两岸关系的未来不在于纠缠于过去的主权争议，而在于共同创造属于全体中国人的未来，历史应当成为连接彼此的桥梁，而不是分裂对立的壁垒。 正如宋楚瑜所提醒的那样，正视历史事实，可能是走向和解的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