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冬，钱学森正在读报纸。突然，他对前来探望自己的儿子钱永刚说：“我想在这支个电视，我的钱够不够买台电视？” 钱永刚愣了一下，手里端着的水杯差点没稳住。他不是惊讶父亲要花钱，是惊讶父亲居然会主动提“买东西”——这辈子，父亲对自己的生活需求简直到了“抠门”的地步。家里客厅那台老式彩电还是上世纪90年代的款式，屏幕早就发暗，机身上的漆掉了一大片，母亲在世时念叨了好几次想换，父亲都摆摆手说“能看就行”。 他的稿费、奖金，要么捐给了航天科研的青年基金，要么寄给了偏远山区的学校，自己的存折里永远只留着够日常开销的零钱，连件新棉袄都舍不得买，穿了十几年的旧棉衣补了又补。 “爸，您说啥呢，买电视的钱肯定够啊，我这就去给您挑一台。”钱永刚连忙放下水杯，以为父亲是闷得慌，想看看戏曲或者电视剧解闷。 可钱学森却摇摇头，指着手里的报纸角落，那是一则关于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研发进展的简讯，字印得很小，他的老花镜滑到了鼻尖，眼神却盯着那几行字不放：“不是解闷，我要在卧室放，躺床上也能看清航天发射的画面。报纸上只有字，看不到火箭升空的样子，心里不踏实。” 钱永刚鼻子一酸，忽然想起前几天来的时候，父亲趴在报纸上，拿放大镜一点点扫过科技版面，连标点符号都不肯放过。医生早就叮嘱过，父亲的视网膜黄斑病变越来越严重，长时间看小字伤眼睛，可他每天雷打不动要把报纸上的科技新闻全看完，尤其是航天领域的内容，看完还会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有时候是对发动机推力的测算，有时候是对卫星组网的建议。 有一次钱永刚整理书房，翻出厚厚一摞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记的全是对国家科技发展的思考，从载人航天到深空探测，连最新的人工智能和航天结合的内容都有涉猎，那是87岁的老人，靠着放大镜和断断续续的听力，一点点啃下来的新知识。 那天下午，钱永刚陪着父亲去选电视，钱学森非要自己掏钱，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布包，里面是叠得整整齐齐的现金，全是平时省下来的稿费。导购员推荐大屏幕的智能电视，他却指着一台中等尺寸的节能款：“这个就行，清晰，不费电，别花冤枉钱。” 安装师傅来装电视的时候，钱学森坐在床边的椅子上，全程盯着师傅的动作，生怕线路没接好，还时不时问：“这个角度躺着能看清吗？会不会反光？”师傅调了三遍角度，他才点头满意。 从那以后，钱学森的卧室里总能传来电视新闻的声音，大多是央视新闻频道的科技报道。每天下午三点，他会准时让护工打开电视，戴上助听器，凑到离屏幕一米远的地方，眼睛一眨不眨地看。有一次神舟七号航天员出舱的回放播出来，他突然叫钱永刚过来，指着屏幕里的舱外航天服：“你看这里的关节设计，比之前的更灵活了，不过重量还能再减，咱们的材料技术还得再突破。” 说着就想去拿床边的笔，手却抖得厉害，钱永刚赶紧扶住他，帮他把想法记在本子上。那一刻，钱永刚觉得父亲根本不是一个垂垂老矣的病人，他还是那个站在酒泉发射场，盯着火箭升空的总设计师，还是那个为了祖国航天事业，放弃国外优渥生活的归国学者。 后来有人问起，钱学森一辈子节俭，怎么舍得为一台电视破例？钱永刚总是说，那不是普通的电视，那是父亲连接他一辈子热爱的事业的窗口。他这辈子，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国家的科技崛起，年轻时抛家舍业搞研发，晚年哪怕身体受限，也要用自己的方式盯着、想着、盼着。他舍不得给自己花一分钱，却愿意为了能看清祖国科技的每一步进步，主动提出买一台电视——这份朴素到极致的执念，藏着的是一个科学家最深沉的家国情怀。 我们总说钱学森是“航天之父”，是科学巨匠，可在那些细碎的日常里，他不过是个心里装着祖国，连看一眼航天进展都怕错过的老人。他的节俭不是吝啬，是把每一份资源都留给更需要的地方；他的执着不是固执，是把一辈子的热爱都熔铸进了国家的发展里。这样的人，才是真正撑起民族脊梁的人。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