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徐锡麟被绑在刑场上，刽子手抡起铁锤，对他的下半身狠狠击下，又剖出心脏切片下锅。这种残忍的刑罚本意是震慑，可站在围观的官兵中，竟没人敢直视他的眼睛。那是一种明明身陷绝境，却仍像在审视世界的目光。 到底是什么，让一个出身绍兴商家的青年，走到这一步？ 要理解这一天，就得从十年前说起。那时他还是绍兴的教书先生，整天与学生讲新学、讲变法。戊戌六君子遇害后，他心中那点对改良的幻想彻底碎了。 那天夜里，他点亮油灯，把梁任公的文章摊在案上看了许久，心里第一次生出“必须要动手”的念头。 之后几年，他与秋瑾在浙江奔走，会办学堂、组织讲演。后来秋瑾回国，在绍兴办起大通学堂，学生们常听到两人激辩国事，气氛紧得像拉满的弦。 那时新旧势力斗得厉害，绍兴城里巡捕多次到学堂搜查，徐锡麟躲在后院，把学员们训练用的木枪埋进土里。 秋瑾点点头，却也知道在浙江举事困难太多。 也正因此，他把目光投向了外省。1905年，他去了湖南串联会党，想借到一支能一呼百应的力量。会长们听他讲革命，连连点头，可说到真要起兵，人人迟疑。 他回到旅舍，一夜没睡，第二天清晨便离开湖南。那次失败之后，他开始意识到：要举事，必须有自己的武装。 转机出现在1906年。他借绍兴商人关系，被荐入安徽，任安庆巡警学堂监督。表面上这是个清廷官职，实际给了他最需要的东西，合法编制、枪械数量、训练场地。 他一到任，就开始挑选学生骨干，与光复会接头。夜深人静时，他拿着蜡烛巡视宿舍，寻找哪些学生眼里有不甘于现状的火光。 那些火光将来会决定这座城市的命运。 同一年，秋瑾在浙江推动会党起事，两人通信密集。他们设想的是：浙皖同日行动，让清廷措手不及。每封信写得小心翼翼，用大量代号。 徐锡麟夜里摊开地图，按着浙皖边界比对兵力，许多次看到天亮。那时候他很清楚，能做的准备已不多，而天下变局的窗口正在一点点变窄。 但浙江这边的情况，比他想象得更危险。1907年夏，大通学堂泄密被捕，秋瑾入狱。消息传到安徽时，他正在巡警学堂演练阅操，收到暗号的瞬间，他停下动作，沉默了足足半刻钟。 浙东已无可能，他却退不了，因为行动已经压到最后时刻。 于是有了七月六日的那一枪。恩铭到学堂主持仪式，满座官员以为将是寻常典礼，完全料不到那位平日温和的监督，会突然拔枪。 枪声之后，现场乱作一团，学生们有人冲向枪库，有人高喊光复口号。只是学堂力量太小，外面的巡防迅速合围。他被捕时浑身是血，却仍保持着直立，没有一丝畏缩。 被押往审讯处的途中，他曾试图劝服捕快放走被一起拘押的几个学生。他说：“他们什么都没做，放了他们。”捕快犹豫了几秒，却还是不敢动。 而他的死，也确实震动了整个东南。秋瑾听到消息时，已身在囹圄，得知挚友殉难，她写下绝命诗，准备赴死。 大通学堂的被捕学生，有人在牢中反复描述安庆的血案，说这是“为天下先”。光复会同人逃往日本，整理讯息，这些记载后来刊登在海外报纸，引发更大的舆论。 安徽地方官把他的遗物呈报上去，有一支坏掉的钢笔，一本记着账目的册子，还有几封来不及烧毁的信。信中多是为筹款奔走的记录，甚至有向乡亲借银两的字句。 官员们看不懂为什么一个儒生会做到这种地步，只觉得荒诞。只有熟悉历史的人知道，这是一个人把命运全部押上后的顽固坚持。 被害后，安庆一带加强了搜捕，绍兴也被严密盘查。可清廷并未意识到，这样的残酷，只会让更多人下定决心。 四年后，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那些在徐锡麟案后流亡海外的青年，有的回国参战，有的筹款支援，许多人后来成为各省革命的骨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