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被誉为“山西第一美女”的侯冬娥，被日军拖进了炮楼。那一夜，50多个鬼子像野兽一样扑向她。 当她九死一生回到村里时，迎接她的不是同情，而是乡亲们的唾沫星子：“看，那个从炮楼里出来的脏婆娘！”然而，她只回了一句话，全村人当场就哑口无言了…… “我是脏，可我是替你们去的！”侯冬娥的声音嘶哑得像被砂纸磨过，每一个字都带着血沫，“日军要搜遍全村抓年轻女人，是我站出来他们才罢手，你们现在骂我，良心过得去吗？” 这话像重锤砸在人群里，先前指指点点的手僵在半空，窃窃私语的嘴紧紧闭住。谁都清楚，那天日军把村民赶到晒谷场，刺刀顶着孩子的喉咙逼问“花姑娘”下落，是侯冬娥从菜窖里走出来，说“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日军才收起了屠刀。 没人知道那三个月她经历了什么。进圭据点的炮楼里，红脸队长用刺刀逼着她脱衣服，伊藤队长带头施暴，之后每天十几名日军轮番蹂躏。 她曾想过咬舌自尽，可日军放话，她敢死就屠了高庄村。对村民的牵挂成了唯一的绳索，拽着她在地狱里苟活。等母亲用箩筐把她抬回来时，她浑身是伤，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肚子却异常隆起——那是日军暴行留下的孽种。 更残酷的消息在等着她。未满周岁的女儿因为没人喂奶，早已饿死在炕上，小小的身体僵硬得像块石头。她连哭的力气都没有，只能趴在女儿冰冷的身体上抽搐。可苦难没放过她，身体刚能下床，日军又闯进村把她抓走，这次折磨更甚，三个月后被抬回时，她彻底失去了生育能力。 村民的鄙夷像影子跟着她。孩子们朝她扔泥巴，妇人路过时捂紧鼻子啐口水，连同族长辈都劝她“找个没人的地方躲着”。这种冷漠比日军的刺刀更伤人，毕竟她曾是村里的骄傲。 15岁嫁入高庄村，婚后成了高庄村第一个女党员，还是妇救会主任，带着妇女们做军鞋、送军粮，十里八乡都叫她“盖山西”，说整个山西都找不出比她更能干的女人。 1951年，丈夫李双喜从部队回来，身边却跟着另一个女人。他看都没看侯冬娥一眼，只留下句“你被日本人糟蹋过，我没法要你了”，就把儿子银根带走，从此杳无音信。被最亲的人抛弃，侯冬娥的心彻底冷了。 为了活下去，她几次改嫁，最后跟了大她十几岁、因梅毒烂掉鼻子的老光棍李五百，在破旧窑洞里勉强度日。没人问过她夜里会不会被噩梦惊醒，也没人管她身上的伤痛是否还在发作。 直到1982年深秋，乡村教师张双兵在田埂上遇见了她。那时她六十多岁，佝偻着身子跪在地里割谷子，每动一下都要喘半天。张双兵听说了她的过往，想去探望，却被村民拦住：“别靠近她，她是炮楼里出来的女人。” 他没听劝，此后十年常去送粮送药，侯冬娥终于慢慢放下戒备。 1992年，张双兵拿着报上“中国劳工对日索赔”的新闻找到她，她抱着报纸嚎啕大哭，哭了整整半天。积压四十年的苦难终于有了出口，她边哭边讲，讲炮楼里的暴行，讲女儿的夭折，讲村民的白眼。张双兵把这些血泪写成诉状，侯冬娥成了中国大陆第一位公开站出来控诉日军罪行的受害者。 他们踏上了对日索赔的路。张双兵骑着自行车跑遍山西，找证据、联合同胞，骑坏7辆自行车、2辆摩托车。侯冬娥跟着他去日本法庭作证，面对日本政府的狡辩，她掀起衣服露出伤疤，嘶吼着“这些都是你们干的好事”。 可正义来得太慢，1994年4月，侯冬娥在窑洞里咽下最后一口气，临终前还抓着张双兵的手念叨：“日本人还没道歉，我不甘心。” 她不知道，她的勇气开了头。越来越多受害者站了出来，张双兵带着她们的诉求坚持了三十年，即便肺癌晚期仍在奔走。那些曾鄙夷她的村民，后来也常站在她的坟前沉默，或许终于明白，这个被他们叫做“脏婆娘”的女人，是用自己的尊严换了全村的命。 侯冬娥的墓碑没有华丽的碑文，却刻着整个民族的伤痛。她不是“脏婆娘”，是用血肉挡住刺刀的勇者；那些流言蜚语遮不住真相，日军的暴行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记住她的遭遇，不是为了延续仇恨，是为了不让苦难重演。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