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粟裕正在汇报工作，门突然被撞开。 李克农冲进来，声音发颤：“粟裕同志，我的小儿子是不是牺牲了？” 1950年深秋，中南海院内的银杏叶正泛着金黄。 情报部长李克农站在办公室窗前，手中的烟斗已经凉了很久。 这位素以冷静著称的情报老将，近来总在深夜展开军事地图，指尖一遍遍划过舟山群岛的海岸线——三个月前儿子李伦从舟山寄来的信，成了他贴身口袋里唯一的慰藉。 桌上的前线战报堆了半尺高，他却只记得信里那句“爸爸，等我缴获了美式火炮就给您写信”。 李伦16岁背着家人偷偷报名参军时，也是这样，把“抗大的课堂在前线”写在纸条上压在砚台下。 如今这个23岁的炮兵营长，在舟山群岛的炮火里把承诺忘得一干二净。 李克农不是没打过电话到前线指挥部，接线员总说“李营长正在调试炮位”；他甚至让情报部门查过伤亡名单，得到的回复是“暂无该姓名记录”。 可越是这样，心就悬得越高——他太清楚战场上“暂无”两个字的分量。 那天听说粟裕来京汇报，他提前半小时就等在会议室门口，皮鞋把走廊的水磨石地面踩出轻微的声响。 会议结束的门轴声刚响，他就迎了上去，手指把军大衣的纽扣攥得发白。 “粟裕同志，”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抖，“李伦那孩子……是不是没了？” 粟裕愣了愣，随即握住他的手腕：“克农同志，你别急。李伦在金塘岛战斗中表现突出，刚立了三等功。前线电台前阵子被炸毁，通信才断了档。” 李克农盯着粟裕的眼睛，想从那里面找出一丝犹豫，却只看到坦荡的关切。 他想起三天前收到的加密电报，说舟山前线有支炮兵部队全员换装美式装备——原来那是李伦的营。 一周后，那封迟到的信终于躺在了办公桌上。 信封边角磨出了毛边，邮票被海水浸得发皱，里面却夹着一片风干的舟山野花。 “爸爸，炮筒比我还高呢！就是擦炮的时候总想起您教我擦枪的样子。” 信里没提伤亡，没说辛苦，只画了个歪歪扭扭的火炮简笔画，炮口对着“胜利”两个字。 李克农把信纸铺在地图上，正好盖住舟山群岛的位置；他摸出钢笔，在“李伦”两个字旁边轻轻画了个圈。 窗外的银杏叶还在落，像一封封写不完的信。 后来有人问他，当情报部长的父亲是不是能更早知道儿子的消息。 他总是笑着摇头：“战场上的消息，有时比家书跑得还慢——但革命者的儿子，从来不会让家人等太久。” 那片舟山野花，后来被他夹进了李伦的立功证书里；多年后翻开，花瓣早已成了透明的标本，却还带着海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