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毛人凤下令枪决36名革命志士。朱君友觉得自己肯定活不成了，可行刑前一夜，两名特务却把他秘密救走了。 1949 年 12 月 6 日深夜，将军衙门监狱的铁门 “吱呀” 响了。 两名穿特务制服的男子停在牢房前喊：“朱君友，出来！” 朱君友身高一米八，他扶着墙站起来，把怀里的旧棉衣递给上铺的徐孟生说：“这衣服你留着，比我用得上。” 经过杨伯恺的牢房时，他忍不住回头。 隔着铁栏杆，他和这位亦师亦友的前辈对视。 杨伯恺眼里又坚定又惋惜，朱君友感觉喉咙发紧。 “再见了，朋友们！” 他轻声说。 这时候，他认定自己是要去刑场了，这是最后一段路。 没人能想到，这个等着被处决的革命者，来自成都 “朱半城” 家族。 朱君友 1917 年出生，是 “朱财神” 家的六少爷，却在1938年就走进了共产党外围组织的灯火里。 1946年从四川大学法律系毕业后，他把哥哥的建筑社变成地下党秘密据点，连范朴斋去香港的路费，都是他卖掉订婚戒指换来的五两黄金。 11月的玉带桥，特务的黑影突然罩下来时，他怀里的进步书刊还带着油墨香。 在玉带桥稽查处看守所，反绑的双手被吊上房梁，“鸭儿浮水”的酷刑撕开皮肉，可档案上最终只留下“态度顽固”四个字。 转到将军衙门监狱后，他认识了更多把信念刻进骨头的人——余天觉用歌声对抗死寂，张大成断了腿仍把悔过书撕得粉碎，王干青总说“延安的太阳比成都暖”。 12月初，毛人凤的“一律枪决”批文传到监狱，空气里都是铁锈味的绝望。 朱君友摸着牢门的铁条想，能和这些人一起走，也算值了。 可当他被带出监狱大门，车灯扫过其中一名特务的脸时，整个人僵住了——那是大舅子杨夷甫，国民党四川省行辕的上校秘书。 “汇川快急疯了。”杨夷甫把一件棉大衣裹在他身上，声音压得很低。 朱君友这才知道，妻子杨汇川，那个辛亥革命志士杨维的女儿，在他被捕后没掉过一滴泪，却连夜拉着岳父朱茂先，撬开家里的地窖，凑出十根金条。 杨夷甫的表弟，正是掌管“处决名单”的徐中齐。 彼时国民党的江山早已在解放军的炮火里摇摇欲坠，徐中齐捏着金条，或许是念着亲戚情分，或许是想给自己留条后路，最终在名单上划掉了那个名字。 汽车驶过十二桥时，朱君友听见远处隐约有口号声，像闷在鼓里的雷。 他不知道，就在几小时前，35名战友被黑布蒙眼、棉团塞嘴，押到防空壕边。 汽车马达开到最大，却盖不住王干青挣掉棉团后喊出的“中国共产党万岁”；盖不住许寿真怀里那本《彷徨》被鲜血浸透的声响；盖不住晏子良最后挥向特务的拳头。 20天后成都解放，人们在防空壕里找到那些冰冷的身体，将他们与重庆的周从化合葬，墓碑上“十二桥死难烈士墓”九个字，在阳光下泛着冷光。 建国后，朱君友进了成都环卫局，每天推着垃圾车穿过大街小巷，没人知道这个戴草帽的老人，曾在生死线上走过一遭。 2004年临终前，他总摩挲着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杨伯恺穿着长衫，眼神像监狱铁窗外的星星。 “那天他看着我，好像在说‘活下去’。”朱君友对着照片轻声说，“可那么多人倒在了黎明前，我活着，到底是幸运，还是……另一种牵挂？” 或许，每个活下来的人，都是替逝者看一眼新中国的眼睛。 而那些没能看到的眼睛，早已变成天上的星，照亮后来者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