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张学良钓完鱼，有点饿，就向一个老农要了几个红薯吃。当晚，张学良让卫兵给老农送点东西，老农打开一看，傻眼了！ 那时的湘西山村，秋雾正沿着溪谷漫上来。张学良刚结束在安徽的软禁，转至此处不足半月，窗外总晃着宪兵的影子——西安事变的余波未平，他的名字仍是敏感词，连钓鱼都得选在最偏僻的河段。岸边的野菊开得正盛，黄灿灿的，倒比他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长衫更有生气。 老农姓陈，村里人都叫他陈老汉，靠几棵红薯苗过活。见那钓鱼人蹲在石头上揉肚子，他从灶膛里扒出刚烤好的红薯，黑黢黢的外皮裂着缝，甜香直往人鼻子里钻。“趁热吃，”他递过去时，没注意对方接红薯的手，指节上还留着常年握枪的厚茧。 深夜的敲门声让陈老汉心惊。卫兵放下布袋就走，他哆嗦着解开绳结——五十块银元滚出来，在油灯下闪着冷光，压着张字条：“谢红薯——张学良。”陈老汉一屁股坐在门槛上，旱烟杆“当啷”掉地上：这不是报纸上那个“兵谏领袖”吗？他摸了摸银元，突然找块红布包起十块，塞进梁上的陶罐，“等他自由了，再还”。 张学良其实没带多少现钱。这些银元是胞弟张学铭托人辗转送来的，本打算买些宣纸练字。他给陈老汉送钱时，特意嘱咐卫兵“别说我是谁”，却在当晚的日记里写：“民以食为天，一薯之仁，胜却黄金万两。”那时的他不会想到，这个举动会让一个老农记一辈子。 并非所有落难者都能有这样的机缘。同年底，隔壁县有位被监视的官员，因给乞丐一个馒头就被训斥“动摇民心”。陈老汉却敢把银元藏起来等一个渺茫的归期，或许是那红薯的热气焐化了身份的隔阂，又或许，在兵荒马乱的年月，人对善意的感知反而更敏锐。 靠着剩下的四十块银元，陈老汉修了漏雨的屋顶，还咬牙送儿子去读了新式学堂。儿子后来成了村里第一个教书先生，总给学生讲“三个红薯换五十银元”的故事，说：“再大的人物，也离不开一口热饭；再小的百姓，也能给人暖颗心。” 1950年，张学良在台湾收到友人辗转带来的消息，说湘西有个老人总在村口等他，梁上陶罐里藏着十块银元。他在日记里画了个红薯，旁边写：“人间至味是清欢，莫过于此。”而陈老汉直到去世前，还摸着陶罐说：“张先生会回来的，他爱吃红薯。” 如今，那十块银元成了陈家的传家宝，红布已褪色，银元边缘却被摩挲得发亮。它们不再是钱，而是烽火年代里，两个陌生人用食物和信任织就的纽带。若问历史该记住什么？或许不只是金戈铁马，还有那口带着灶膛烟火气的红薯，和红布里沉甸甸的、名为“人”的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