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杭州一校长退休，拒绝百万年薪，前往山区支教。谁知，半年后，学生就消失

2016年，杭州一校长退休，拒绝百万年薪，前往山区支教。谁知，半年后，学生就消失了60多个，校长慌忙向教育局询问，电话那头传来的回应，让他心头一紧：“这种情况，已经很不错了。” 陈立群刚到贵州台江县民族中学时，校舍墙皮斑驳，课桌上的划痕里还嵌着去年的粉笔灰——这是他接手的第三个月，春节刚过，本该坐满人的教室空了大半。 教育局的答复像块冰，让他攥着学生名单的手更凉了：“往年这时候，至少少八十个。”他忽然明白，这不是简单的“学生逃课”，而是贫困像藤蔓，缠得教育喘不过气。 他决定进山。苗寨的吊脚楼依山而建，木楼梯踩上去吱呀作响，有的孩子背着比书包还大的背篓，在田埂上追着牛跑。 走访第一家时，家长蹲在门槛上抽旱烟，烟圈飘到“读书无用”的春联上——那春联纸还是前年的，边角都卷了。“孩子在家能喂猪、割草，读再多书不还是要回来？” 他没急着反驳，只是翻开笔记本，里面记着县城里几个从这里走出去的大学生：“你看这个，现在在县城医院当护士，每个月能给家里寄钱呢。”家长的烟杆顿了顿，没再说话。 并非所有阻力都能轻易化解。有户人家把孩子藏进柴房，说啥也不让见；还有的家长觉得他是“城里来的骗子”，关着门听他在门外讲了两个小时。 他开始自掏腰包，给孩子买校服、付伙食费，甚至帮着修漏雨的屋顶。有个叫阿妹的女孩，父亲早逝，跟着奶奶过，他去了八次，第九次时，奶奶终于把藏在床底的书包递了出来：“你让她去吧，我不拦了。” 半年后，没到校的学生从六十多个降到五个；一年后，教室里的读书声能传到山脚下。他带着老师改教案，把数学题里的“苹果”换成“玉米”，把语文课的“城市地铁”改成“山间石板路”——孩子们眼里的光，好像亮了些。 谁也没想到，这个曾被戏称为“倒数第一校”的地方，四年后本科上线率从10%冲到79%。两千多个孩子走出大山，有的成了老师，有的当了医生，还有的回到台江，说要像陈校长那样“让更多娃看见山外的天”。 家长们开始主动给学校送菜，秋天的糯米、冬天的腊肉，堆在门卫室；村里开会时，老支书总说：“别让娃断了学，陈校长说了，这才是真的帮家里。” 推掉百万年薪时，他说“想做点实在事”；面对镜头时，他却摆手：“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山里的孩子本来就有翅膀，只是需要人帮着擦干净灰尘。” 如今再走在台江的山路上，偶尔还能听见老人哼着新编的苗歌：“城里来的校长，像山泉润田，把希望浇进了娃娃心尖尖。”当年那个让他心头一紧的回应，此刻听来，倒像句遥远的叹息了——教育这回事，从来不是“很不错”就够的，得是“每个孩子都不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