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日军召开宴会，一个军统特工趁机混入其中，他拿出了一包剧毒，悄悄撒进酒里，过了不久，几十名日军将毒酒一饮而下！ 詹长麟站在宴会厅一角，穿着仆役制服，面无表情。几分钟前，他刚在后厨把那瓶从美国运来的氰化钾倒进绍兴黄酒里，摇匀之后重新封坛。现在这些酒已经一一倒进酒杯，被他亲手端上餐桌。 没有人注意到他在做什么，没人想到他会是谁。他早在1934年就被军统吸收为秘密情报员，化名袁露，代号65号。潜伏了五年，这天是他最接近目标的时刻。 宴会的来宾几乎囊括了当时驻南京的日本华中派遣军高层以及伪维新政府的骨干。 总领事堀公一在主桌上举杯时，詹长麟已低声向同事打了招呼，说自己“肚子不适”，迅速转身退到更衣室，换下工作服，骑上事先准备好的自行车，穿过总领事馆后门的小巷消失在暮色中。 剧毒在几分钟内发作。两名日本书记官当场身亡，伪南京市市长高冠吾被灼伤口腔，其余多人呕吐不止。宴会厅瞬间变为灾场。 日军震怒，宣布全城戒严，大肆搜捕所有可疑中国人。却没料到詹长麟早在江北一带进入芦苇荡，由军统接应小组护送脱身。 他逃亡的过程并不顺利。曾在徐家洼一间茶馆躲避搜捕，汉奸带着宪兵冲进来，他躺在木床上一动不动，靠一口气憋住才没露馅。 后又转入上海，靠借住老朋友家藏身，再由军统秘密路线转入浙江山区，直到1944年，才到达湖南衡阳。 在衡阳，军统总部授予詹长麟“忠勇杀敌”银盾一面，并给了5万法币作为奖金。他没有炫耀，反而开始变得沉默。 他知道，这次投毒行动虽然震惊南京，但也导致军统南京区损失惨重。 钱新民是军统南京区区长，也是这次任务的批准人。事件发生后因线索暴露被捕，在狱中遇害。尚振声是行动组长，直接策划毒酒方案，也没能活着离开。 卜玉琳为掩护同伴，在狱中绝食而死。还有像黄逸光、邵明贤这样的特工，潜入汪精卫身边执行长期渗透任务，最终牺牲在敌人手中。 詹长麟没有忘。他把这些名字都记在一个本子上，压在旅馆抽屉最底层。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南京，悄悄开了一家小旅馆。对外他只是个退伍老兵，从不主动提及那年的事。 他把所有的伤痛埋在心里。有人问起，他只说，那晚我做了自己该做的事。 旅馆小，但生意还算稳定。他每天清晨打扫庭院，见到邻里点头打招呼。街坊知道他过去是抗战英雄，但没人知道得太细。 直到他去世后，地方党史办整理档案时，才重新梳理出他的身份和经历。 詹长麟没有留下豪言壮语，面对家破人亡，他没有放弃，而是在敌人内部布下最致命的一笔。他不是孤胆英雄，而是万千民族志士中的一员。 他的选择，是清醒中的必然。 如今南京早已变了模样，昔日的总领事馆早已改作他用。那间发生过毒酒案的厅堂，如今是展览厅。有人站在那儿，看着墙上的老照片，沉默许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