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张爱玲在美国出租屋内去世，尸体一周后才被发现，她安静地躺在床上，卫生纸扔的到处都是，她在遗嘱中却写明：“不允许任何人看遗体！” 张爱玲立下遗嘱时，已在美国独居近三十年，心脏病与动脉硬化像无形的网，勒得她日渐消瘦。 医生建议的疗养院被她比作“装满窥视眼睛的玻璃房”，窗台上积着薄尘的空药瓶，是她与外界唯一的物质联系。 她对死亡的平静，远不及对他人目光的警惕——那些试图从她皱纹里解读传奇的窥探，比病痛更让她不安。 房东在清理楼道时，瞥见她信箱里塞满的报纸，最底下那封印着“香港大学”字样的信，邮戳已是两周前。 连续三天轻叩房门，只听见室内座钟规律的滴答，像在数着某种倒计时，她甚至联系了社区服务，得到的回复是“这位女士明确拒绝任何探访”。 当警察用工具拧开反锁的旋钮，门轴发出干涩的吱呀声，散落的稿纸在穿堂风里翻动，最上面那张正是手写遗嘱，墨迹洇透纸背。 她并非全然切断与世界的联系。 1993年深秋，上海旧友寄来的桂花乌龙，她曾用旧搪瓷杯泡了半杯，茶渍在杯底积成浅褐色的圈——只是这样的瞬间，像冬阳下的薄冰，转瞬即逝。 晚年近乎自虐的简朴，源于她对“被定义”的抗拒；这种抗拒或许可以追溯到1947年与胡兰成决裂时，她在信里写下“我将只是萎谢了”，从此把“不被怜悯”刻进生活细节。 她拒绝出版新作，并非江郎才尽，而是不愿文字成为他人解剖她私生活的手术刀——这种近乎偏执的边界感，让她在文学之外，活成了自己笔下最疏离的角色。 短期看，她的猝然离世让学界意识到，那个“民国临水照花人”早已在洛杉矶的出租屋里，把自己还原成了一个普通的独居老人。 长期而言，《张爱玲遗稿集》的出版，让人们看见冷静文字背后，她对“自我所有权”的终极捍卫。 当下我们谈论个人边界时，或许该想起那个在出租屋里数着药粒过日子的老太太——自由，有时恰恰藏在拒绝被注视的勇气里？ 遗嘱里“不许看遗体”的字迹，和她24岁时在《沉香屑·第一炉香》里写“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着异性的爱，也就得不着同性的尊重”，竟像是跨越半生的对话。 前者是对世界的告别，后者是对世界的宣战，而中间隔着的，是一个女人用孤独筑成的城堡。 她走时，卫生纸散落在地，像被风吹乱的稿纸；而她留下的，是华语文学里一座无人能复制的孤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