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长沙会战，女兵银金花突围时被日军包围，眼看敌人一拨一拨靠近，她迅速举枪扣动扳机，却没有子弹射出，而敌人已经扑到了眼前。 没了子弹的枪攥在手里沉得像块死铁，她甚至能闻见敌人身上混着硝烟的腥气。指尖先摸到腰间的刺刀——这是她当战斗班班长那天，牺牲的老班长塞给她的，说“女娃子力气大，这玩意儿近身比枪靠谱”。 第一个日军瞧她是女的，咧嘴露着黄牙扑过来要抓她胳膊，她侧身一躲，手腕顺着对方的冲劲一翻，刺刀直接扎进肩窝，力道狠得让她虎口发麻。这一下下去，剩下的六个敌人愣了愣，随即更凶地围上来，有人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捅过来，她往旁边滚了半圈，后背蹭过碎石子，火辣辣地疼，可手里的刺刀没松。 脑子里晃的是漯河被炸成废墟的院子，是爹娘倒在村口的样子——全家42口人，就剩她一个活下来。这些念头比身上的疼更扎人，她不敢停，也不能停。第二个鬼子端着刺刀捅过来，她反手挥刀，刀刃擦着对方的大腿划开一道口子，血溅在裤腿上，烫得像火。 第三个鬼子从背后扑上来，她借着起身的劲儿，一肘子撞在对方下巴上，再转身把刺刀扎进对方喉咙，那鬼子的喊叫声断在喉咙里，软塌塌地倒下去。 有的鬼子瞧她个子高，想把她俘虏回去，伸着胳膊扑过来，她猛地弯腰，夺过对方的步枪，一脚把人踢下旁边的山坡——那坡有丈把高，掉下去的鬼子没了动静。 第四个鬼子扑过来的时候，她的胳膊已经被刺刀划开一道口子，血顺着刺刀往下淌，握刀的手滑得几乎抓不住。可她还是迎着对方的眼神冲上去，刺刀扎进对方脖颈的时候，一颗弹片擦着她的额头飞过去，她眼前一黑，栽在地上，手里还死死攥着那把刺刀。 等战友找到她的时候，她已经晕了过去，身上的衣服浸满了血，连喘气都带着血沫子。护士说她昏迷了三天三夜，醒过来第一句话是“那七个鬼子都死了吗”，得到肯定的回答，她才松了口气，眼泪顺着眼角往下掉——不是怕，是终于给爹娘报了一点仇。 那之后她的额头上留了道疤，一到阴雨天就疼得钻心，可她从没跟人提过这疼，只说“这点伤算啥，战友们连命都没了”。 伤好之后她接着当班长，第二年又参加了第二次长沙会战。部队急行军那天，山体因为日军轰炸松了动，一块百斤重的石头砸下来，她本能地用左手一挡，命保住了，胳膊上却留了道五厘米长的疤，往后几十年，一沾凉水就麻得没知觉。 她扛着机枪冲在最前面，耳朵被枪声震得嗡嗡响，后来落下了耳鸣的毛病，别人说话得凑到她耳边喊，她却笑着说“清净，不用听那些糟心事”。 1945年鬼子投降的时候，她正在雪峰山的战壕里擦枪，听见消息，她蹲在地上哭了半天，把枪擦得锃亮，又埋在了战壕里——她不想打内战，更不想中国人杀中国人。 后来她跟着丈夫周辉榜回了湖南宁远的村子，把所有勋章都包在一块红布里，压在箱底的木盒子里。村里没人知道这个天天择菜喂鸡的老太太，当年是扛着机枪冲在最前面的战斗班长，有人问她胳膊上的疤，她只说“干活碰的”，问她老家，她也只说“河南那边，早没人了”。 1998年她风湿疼得受不了，孙子陪着她去医院看病，医生看见她满胳膊的刀伤枪伤，以为是被家人虐待，慌忙报了警。 警察来的时候，她从箱底翻出那包红布，里面是国民政府发的“抗日女英雄”勋章，还有老班长给她的那把刺刀，锈得快看不出原样，可她还是攥得紧紧的。民警见了，站在病房里给她敬了个礼，她反倒不好意思，搓着手说“都是该做的，好多战友都没活下来，我哪算英雄”。 现在她坐在院子里晒太阳，腿边卧着只黄母鸡，手里择着刚从地里摘的辣椒——这是漯河老家的品种，每年她都要晒一袋子干辣椒，说“老班长爱吃辣，可惜他没等到这太平日子”。有人叫她“抗日女战神”，她摆摆手，说“不是战神，是运气好活下来的普通人。当年拼命，只是不想让更多人家像我家那样，被炸成一堆灰”。 那些被叫做传奇的经历，在她眼里只是战争里的求生，是用命换回来的活着。她总说，现在的日子最好，不用听枪声，不用躲炸弹，能坐在太阳底下择菜，就够了。这太平，是她和无数战友拿命拼出来的，也是他们最想看到的样子。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