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在病榻上的蒋介石得知昔日爱将黄维被特赦的消息时，喜极而泣，极力地想要邀请黄维回到台湾，并且还要补发他被俘27年的中将工资，然而这么优厚的条件却再也打动不了黄维了。 这个决定，黄维已经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反复思考多年。他的转变，并非一夜之间发生。早在1959年，北京功德林管理所组织的一次内部讨论会上，他与杜聿明、王耀武等人展开激烈辩论。 黄维仍坚持国民党只是“兵败”，并非“理败”。杜聿明一句话堵住了他：“国府败在你我眼前，不认清原因，就是再打也输。” 起初黄维不服，1968年被转至抚顺。管理人员没有加重看管，反而在他患严重痔疮时专门安排专家手术。 他记得，那是自己多年未曾感受到的尊重。术后康复期间，他开始读书，重读《中国革命史》。他发现，与当年的军校教条不同，这套体系中充满群众支持与组织纪律。 他开始沉默，少了争执，也不再在日记里写“反攻”之类的词。 黄维曾回忆，1936年他在德国军校培训时，亲眼见过德军如何严密组织、严格制度，那时他已意识到纪律是军队命脉。 而回国后，他所在部队后勤紊乱、上下推诿，几次战役甚至弹药都不准时。他曾想改变，在1944年衡阳失守后，他当众质疑何应钦调度失误，却被排挤出核心体系。 那次，他认清了“蒋系”之外将领在体制中的位置。 1948年，他带领12兵团驰援徐州，结果陷入双堆集重围。解放军劝降信送到时，他没有接。他对部下说：“军人死在阵地，不死在口头。”后来他自己承认，这是情绪压过了判断。 战败被俘后，他一度拒不认错。转变，是一步步推着他往前走。 他没忘方志敏。1918年，他们在江西师范同窗，那时方志敏经常带他读《新青年》，还鼓动他去广州报黄埔军校。 他去了，成了蒋介石的兵团司令；方志敏则走了另一条路，最后死在蒋介石的命令下。他说：“我这辈子，对不起两个人，一个是方志敏，一个是自己。” 人之初，性本善。可后来，走远了，想回头时，已不是原路。 1975年3月，黄维被特赦。他没有选择留在北京，担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 蒋介石直到弥留之际都不明白，为什么昔日最倔强的爱将，会拒绝他的好意。而黄维早已明白，他走出战犯所的那天，也是他重新走回人民中的那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