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安息吧！2014年武汉同济医院的手术室外，周璐的手心攥出了汗。 玻璃窗里正在进行一场特殊的肾移植手术，供体是她七岁的儿子陈孝天，而受体正是她自己。 手术灯亮起的那一刻，这个家庭三年来的挣扎仿佛都凝聚在了这几个小时里。 周璐从来没想过自己会走到需要儿子救命的地步。 2011年查出双肾衰竭时，医生说要么终身透析要么换肾。 她当时第一个念头是不能拖累家里，尤其不能影响儿子陈孝天上学，本来想咬牙选透析，后来发现这个决定根本由不得她。 每周三次透析，每次四小时躺在病床上，看着窗外其他妈妈接孩子放学的身影，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 更让人崩溃的是2012年，小陈孝天开始走路摇摇晃晃，检查结果是脑瘤。 手术切除后不到半年又复发了，孩子化疗时掉光头发，却还笑着安慰周璐“妈妈别哭，我很快就好了”。 那段时间家里的积蓄早就花光了，夫妻俩轮流在医院打地铺，白天照顾孩子晚上出去借钱，搞不清哪个夜晚是最后一根稻草。 2014年春天，陈孝天的病情突然恶化，医生说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也是在这时，医院传来消息，孩子的肾和周璐配型成功了。 这个消息像块石头砸进平静的湖面，亲戚们分成两派，有人说“这是天意让孩子救妈妈”，也有人偷偷议论“让七岁孩子捐肾，太残忍了”。 周璐躲在病房楼梯间哭了整整一夜，她知道这个决定意味着什么。 手术那天，陈孝天病房的墙上还贴着他画的全家福，歪歪扭扭的三个人手拉手。 麻醉前孩子拉着护士的衣角说“等我醒了，要吃妈妈做的番茄炒蛋”，这句话后来成了周璐心里永远的刺。 手术很成功，当医生说“肾脏开始工作了”，周璐没有丝毫喜悦，只是望着天花板流泪。 这事儿后来在网上吵翻了天。 有人把陈孝天称作“现代二十四孝”典范，说这孩子懂事得让人心疼；也有专家站出来说未成年人没有自主选择权，监护人不能替孩子做这种决定。 我翻了翻相关法律条文，中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确实规定未成年人捐肾要满足好几个条件，得是近亲属，得没有其他合适肾源，还得所有监护人同意，医院伦理委员会层层审查。 术后这几年，周璐的身体恢复得不错，只是每天要吃抗排异药。 她把儿子的房间保持原样，书包里的铅笔盒还放着削好的铅笔。 后来她加入了器官捐赠宣传队，去学校讲课时总说“天天用另一种方式活着，他的肾在我身体里跳，我得替他多看看这个世界”。 前阵子看新闻，说她已经带动两千多人登记器官捐献，这个数字还在慢慢涨。 如此看来，这个故事里没有绝对的对错。 周璐放弃移植时想着孩子，决定接受时也是为了不辜负儿子最后的心愿；陈孝天或许不懂什么是器官捐赠，但他一定知道要让妈妈活下去。 现在医院走廊里挂着器官捐献的宣传画，上面有行小字“生命是一场接力，爱能让它延续”，每次看到都想起那个画全家福的七岁男孩。 毫无疑问，陈孝天的故事让更多人开始关注器官捐赠。 中国有近三百万肾病患者在等肾源，每年能完成的移植手术却只有一万五千例左右。 其实登记器官捐献很简单，手机上就能操作，但很多人心里还是有道坎。 周璐说她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大家提到器官捐赠时，想到的不是恐惧而是希望。 前几天整理旧新闻，看到周璐在儿子墓前放了个新书包，里面装着他生前最喜欢的奥特曼卡片。 她说等自己走了，也要把能用的器官捐出去，“这样就能一直陪着天天了”。 夕阳下墓碑上的照片，小男孩笑得露出两颗小虎牙，仿佛在说“妈妈，我们都要好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