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晚年基本上晚上在克里姆林宫icon工作并工作到深夜。半夜后，他去孔策沃别墅用过丰盛的晚餐，于凌晨3、4点钟躺下睡觉，于早晨10、11点钟起身。但是，这种作息制度渐渐发生了变化。 孔策沃别墅的厨师后来总想起那些凉透的饭菜——斯大林坐在餐桌前，银质餐叉刚碰到烤羊肉，突然停住，目光越过餐桌，落在墙上那幅褪色的高加索风景画，一盯就是十几分钟。 等他回过神，只会哑着嗓子说“把文件拿过来”，瓷盘里的红菜汤早就结了层油膜，厨师站在一旁，连加热的胆子都没有。 这种反常，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比谁都清楚。他抽屉里锁着一本1948年的工作记录，里面记着那时的斯大林——像台精密的机器，晚上8点整，克里姆林宫办公室的门准时推开。 桌上三样东西从不变：黄铜钢笔被磨得发亮，笔帽上刻的格鲁吉亚花纹清晰可见；搪瓷杯里永远是滚烫的红茶，飘着几片柠檬；文件按“紧急-重要-常规”码成三叠，边角都对齐了。 他习惯站着看文件，脊背挺得笔直，批示写得又快又有力，墨色浓黑，几乎不见涂改。半夜12点，司机老伊万的车灯会准时划破夜色，送他回别墅，晚餐时偶尔和贝利亚他们聊几句，红菜汤的热气里，还有些安稳气。 转折是1949年春天，东欧几个国家的政局像被风吹动的烛火，忽明忽暗。斯大林办公室的灯光，开始在深夜两点、三点，甚至四点还亮着——以前这时候，他早该在别墅的软床上打鼾了。 秘书有次凌晨两点轻手轻脚进去：“斯大林同志，该用晚餐了。”他头没抬手指点着桌上的东欧局势报告：“等我看完这个，他们（指东欧领导人）到底能不能稳住？” 等司机再送他回别墅，厨房的烤羊肉已经热了第三遍，他拿起勺子舀了口汤，又放下，“没味道”，然后窝在沙发里翻《真理报》，报纸拿反了都没发觉。 到了1950年，连“规律”两个字都成了奢侈。有时上午10点，秘书刚到克里姆林宫，就接到电话：“备车，现在去办公室。”这一待，又是十几个小时，直到第二天凌晨。 有时又把自己关在孔策沃别墅的书房，窗帘拉得严严实实，文件让秘书隔着门递进去，连贝利亚来汇报工作，都得在门外站半小时。 晚餐时间越来越晚，有次凌晨五点才开饭，马林科夫端着酒杯想聊农业政策，刚开口斯大林突然问：“你觉得集体农庄的庄员，真信那些指标？”马林科夫张了张嘴，没敢接话——以前他不会问这种“没答案”的问题。 身边人都看出他精力不如从前。以前看文件能站着看一下午，后来看半小时就揉眼睛，“念吧”，他对秘书说，声音比以前沙哑，像蒙了层灰。 有次政治局会议，他讲到“重工业是基础”，突然停下来，眼神空了几秒，“我刚才说到哪儿了？”会场静得能听到钢笔划过纸的声音，贝利亚赶紧小声提醒，他才接着说下去，只是语气里少了往日的劲。 医生来过，量了血压说“太高了，得少熬夜，多散步”。他哼了声没说话——1948年那个说他“血压高要控制情绪”的医生，后来被卷进了“反党案件”，从那以后，他觉得医生的话，还不如自己的感觉靠谱。 1953年3月2日早上，警卫像往常一样在别墅外巡逻，路过书房窗户，发现窗帘缝里没动静——以前这时候，斯大林早该起来抽烟了。 他推门进去，看到斯大林趴在书桌边，右手还握着那支黄铜钢笔，话都说不出来，地上散落着几张军工文件，墨迹晕开了一小块。 医生赶来时，他的呼吸已经很弱，“是脑溢血”，医生后来对人说，“要是作息正常早点降压，或许……”后面的话，淹没在沉默里。 其实那些被打乱的钟点——推迟的睡眠、凉透的饭菜、空荡的办公室，哪里只是作息？更像是面镜子，照出他心里的东西：对权力的攥紧，对身边人的提防，还有身体像生锈机器一样的无力感。 他曾是苏联人眼里“敲不碎、砸不烂”的钢铁领袖，可晚年，连自己的睡眠时间都管不住了。 一个能决定国家走向的人，为何偏偏管不好自己的作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