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教授最近说的话真挺让人警醒的——国内有些高校法学院里，确实有一批人不对劲，根本不是真心做学问、护权益，反而跟着外来的歪风跑，成了某些不良倾向的代言人。 最直观的就是之前某大学那个杨某媛的论文，离谱到让人咋舌。自创根本不存在的《离婚法》，还把新中国成立年份写成1049年，数据全是瞎编的，这种明显的学术垃圾居然能一路通过审核发表。 而杨某媛的案例不过是冰山一角，沈逸教授点出的“跟着外来歪风跑”才是真正的病根，这背后其实是一种被称为“留学国别主义”的怪象。 不少法学院学者留学归来后，就把留学国的法律体系奉若神明，当成绝对真理来推销，仿佛不照搬西方那一套就不算法治进步。 他们在研究中习惯性套用西方概念，明明是中国本土早已存在的治理经验，非要冠以洋名词才显得“专业”；讨论司法改革时，动辄拿西方制度当蓝本，对中国特有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和治理需求视而不见。 就像有些学者极力推崇欧美“轻罪化+记录封存”模式，把它吹成司法文明的终极形态，却对这种模式在欧美引发的乱象选择性失明。 美国加州曾将950美元以下盗窃降为轻罪，结果2019至2022年间当地财产犯罪率直接飙升20.7%，“快闪抢劫”“零元购”成了家常便饭，商家和警方苦不堪言。 还有俄勒冈州对部分毒品违法行为宽松化后，毒品滥用问题愈演愈烈，公共安全隐患持续加剧，这些实打实的负面后果，在盲目崇洋的学者眼里却成了可以忽略的细枝末节。 这些学者之所以如此痴迷西方标准，本质上是缺乏文化自信和独立思考能力，把学术研究变成了对西方理论的简单复刻。 教育部的数据显示，每年抽检的硕士论文中，有5%左右存在问题，不合格论文的共性就包括引证不规范、文献综述质量低、数据选取不科学等，而在法学领域，这类问题往往还夹杂着对西方理论的生搬硬套。 他们研究的议题大多是留学国的热点，在中国语境下根本不是当务之急，论证时通篇都是西方学说和判例，对中国的司法实践漠不关心，就像拿着西方的尺子硬量中国的马路，完全不管两者的路况差异。 最可笑的是，他们还会用留学国的学术标准来衡量本土研究，仿佛不符合西方逻辑的学问就不算真学问，这种本末倒置的认知，让不少法学研究脱离实际，既提不出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也推动不了本土法治理论的创新。 法律从来不是脱离社会土壤的抽象文本，欧美法律体系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放到中国未必适用。 中国的法治建设有自己的根基，既传承了“德法共治”的传统，又面临着独特的社会治理难题，需要的是立足本土的学术研究和制度设计，而不是跟着西方的指挥棒起舞。 那些把欧美法律当圣经的学者，看似站在学术前沿，实则是在做无用功，甚至可能误导法治建设方向。 杨某媛的论文之所以能蒙混过关，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这种歪风对学术评价体系的侵蚀，当审核者也被西方标准裹挟，连基本的常识错误都视而不见，学术圈的风气自然会被带偏。 这种现象不仅浪费了学术资源，更会影响法治人才的培养，试想如果法学院的学生都学着把西方理论奉为圭臬，忽视中国现实，将来走上工作岗位，又怎么能制定出贴合国情的法律条文，怎么能处理好中国的司法案件。 沈逸教授的警醒并非危言耸听，这不是要否定对外来经验的借鉴，而是反对把借鉴变成盲目照搬，把参考变成绝对崇拜。 法治现代化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中国的法治进步，终究要扎根中华大地，聚焦本土的真问题，构建适配自身发展的制度体系，只有这样，法学研究才有价值，法治建设才能行稳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