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相声界总门长张寿臣召集津京两地的相声演员开会，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清理门户，对于师承关系模糊的、有问题的，推到重来，当时数得着的相声名家马三立、郭荣启、侯宝林、赵佩茹等都是悉数到场。 天津大观园后台的红木长桌被临时拼成长条，茶碗里的茉莉花茶还冒着热气，张寿臣坐在主位，手指轻叩着摊开的花名册——要知道，在那个没有网络存档的年代，一张师承关系图就是艺人的“身份证”。 北京来的侯宝林揣着刚写好的段子底稿，天津的马三立则把旱烟袋往桌上一放，烟锅里的火星子溅在“吉坪三”的名字上，“这主儿的师父是谁，连我都没听过。” 审查到张杰尧时，张寿臣突然把笔一搁：“他那师承不算数。”满座瞬间安静，连最爱插科打诨的郭荣启都收起了笑，“当年在天桥茶馆就口头喊了声师父，没摆过‘谢师宴’，更没递过‘门生帖’——这种‘海清’（无师承者），不能进咱们相声门。” 为何偏偏是1953年？有人说战后艺人回流太多，撂地的、搭班的、甚至评书相声“两抱”的混在一起，再不清理，连“寿”“宝”“文”的辈分都快分不清了。 张寿臣当场把张杰尧的徒弟班德贵划给马三立，“从今天起，你就跟着马三爷学《报菜名》，把‘蒸羊羔’练得比你师父当年还响。”班德贵红着眼圈磕头，马三立忙伸手扶——这一扶，扶出了后来天津相声界“马家军”的半壁江山。 有人私下嘀咕门长权力太“独”，但没人敢公开质疑。张寿臣是“寿”字辈硕果仅存的大家，连马三立见了都要躬身行礼，更别说年轻一辈的侯宝林了。 他在名单上画了条粗线：“说相声就专心说相声，讲评书就去书场——别学那‘海清’，两边都沾着，两边都不精。”这条线一划，反而让相声从“撂地”的杂耍堆里跳了出来，有了后来进剧场、上电台的底气。 侯宝林回北京后，没急着公布新师承名单，反而拿着会议记录找到文化局，“您看，连张门长都嫌老段子太‘荤’，咱们是不是该成立个小组，把这些‘活’好好拾掇拾掇？”——这才有了后来的相声改进小组，《夜行记》《戏剧与方言》这些“干净活儿”，就是那时打磨出来的。 短短三天的会议，让原本像一团乱麻的师承关系，变成了清晰的“树状图”。更重要的是，它给相声这门老手艺安上了“新规矩”——既能在茶社里逗乐，也能在新舞台上“说话”。 如今翻开《中国相声史》，1953年那一页总夹着一张老照片：张寿臣坐在长桌主位，马三立和侯宝林分坐两侧，桌上的茶碗早就凉透了，但他们身后的相声江湖，却从那天起，有了新的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