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叫张丕烈的船长，在台湾当大副时给大陆送情报。他船上的密室藏在天花板夹层，装着药水和密码本。朱枫被抓那天，他在基隆港听到宪兵聊天立马警觉，趁船员吃饭把证据全扔海里了。 张丕烈不是天生的情报人员，他的父亲曾是清末海军士兵，临终前攥着他的手说“海疆是国之门户，不能让外人拆了自家门户”。1947年，32岁的他在台湾航运公司当大副，亲眼见国民党当局大肆抓捕进步人士，港口里全是监视的宪兵，稍有不慎就会被安上“通共”罪名。 那时大陆已经解放，他看着海峡对岸的曙光，心里萌生了为统一出力的念头，经地下党组织联络，成了潜伏在航运线上的情报传递者。 他的货船常往来于基隆、香港、上海之间，天花板夹层的密室是他亲手改造的，夹层里铺着防水油布，药水是用来紧急销毁密码的化学试剂，密码本则用薄纸抄写，卷成铅笔粗细藏在空心钢管里。 朱枫是当时台湾地下党的核心联络人，1950年1月被叛徒出卖被捕，这个消息像惊雷一样在地下党组织中炸开。那天张丕烈的船刚靠基隆港卸货，他到甲板上检查缆绳时，听见两名巡逻宪兵闲聊，说“抓了个女共党，供出不少海上联络点”。 他心里咯噔一下，朱枫曾通过他的船传递过三次情报，虽然两人没直接见面，但密码本上的特殊标记是约定好的信号。他强装镇定，回到船舱时手心已经全是汗，当时船员们正在餐厅吃午饭，甲板上只有两名看守的宪兵，距离船舱还有几十米。 他没敢多想，三步并作两步爬上船舱顶部，掀开天花板夹层的暗盖，把装着药水的玻璃瓶和密码本全塞进帆布包。为了不引起注意，他故意装作检查船顶设备，慢慢挪到船舷边，趁宪兵转头的瞬间，用力把帆布包扔进海里。 海浪瞬间吞没了包袋，他盯着海面看了几秒，直到看不到任何痕迹才下来，回到餐厅时，饭碗里的饭菜已经凉了，可他喉咙发紧，一口也咽不下去。后来宪兵果然登船搜查，把船舱翻了个底朝天，甚至撬开了地板，却没找到任何证据，只能悻悻离去。 那次脱险后，张丕烈没敢立刻撤离，他知道自己一旦离开，这条航线的情报传递就会中断。接下来的半年里，他变得更加谨慎，每次出航前都会仔细检查船舱，和地下党联络时只用暗号，从不用文字记录。 有一次，他要传递一份关于台湾港口军舰部署的情报，为了避开检查，他把情报用密写药水写在普通货物清单的背面，遇到宪兵抽查时，他主动递上清单，还笑着说“都是些普通杂货，麻烦长官仔细检查”，宪兵翻了翻没发现异常，就放他过了关。 1951年，地下党组织通知他撤离台湾，他借着船只维修的机会，乔装成普通乘客，从基隆港坐船到香港，再转道回到大陆。回到家乡后，他没向任何人提起自己在台湾的经历，只是重新找了份航运相关的工作，默默生活。 直到改革开放后，当年的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找到他，他的事迹才被公开。有人问他当时怕不怕，他说“怕啊，怎么不怕？可一想到能为国家统一做点事，就觉得什么都值了”。 张丕烈的故事不是个例，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还有无数像他一样的人，潜伏在敌人的心脏地带，用智慧和勇气传递情报，为国家统一事业默默奉献。 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贡献，他们的名字可能不被很多人知晓，但他们的精神永远值得铭记。 这些潜伏者的勇气，来自于对祖国的热爱和对统一的坚定信念。他们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冒着生命危险开展工作，每一次传递情报都是一次生死考验。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民族大义永远高于个人安危，国家统一是所有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 今天，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不需要像张丕烈那样冒着生命危险传递情报，但他们的爱国精神和奉献精神，依然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我们要铭记这些无名英雄，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为国家的繁荣富强和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