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王淦昌邀请束星北加入中科院，束星北把头一扬，说：“中国科学院有些人属于‘政治学者’，非科学家气质多一些，我看不惯。”当时的院长郭沫若是个文人，根本就不是搞科研的，确实还有很多人也是非科学家，都在院里面安排了职务。 没人不知道束星北的脾气，这位留洋归来的物理学家，眼里从来容不得半点沙子。他1924年就赴美国留学，先后在麻省理工、剑桥大学深造，师从著名物理学家爱丁顿，回国后在浙江大学执教，一手带出了李政道、程开甲等后来的科学泰斗。论学术功底，他在国内理论物理界绝对是顶尖水准；论性格，他耿直得像根钢筋，认准的事八头牛都拉不回来。 那天王淦昌是特意登门的，两人在浙江大学时就是同事，私下里更是挚友。王淦昌刚到中科院不久，深知国家急需科研人才，第一个就想到了束星北。他坐在束星北青岛家中的木板凳上，喝着粗瓷碗里的浓茶，语重心长地劝：“星北，国家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中科院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咱们一起搞科研，为国家做点事。” 束星北听完，手指敲着桌面，发出咚咚的声响。他想起前阵子听说的事，中科院刚组建时，不少行政人员被安排到重要岗位，有些甚至不懂科研却要指导项目。 有位留苏回来的学者，论文里满是空洞的理论，却因为“政治正确”被提拔为研究所副主任。“搞科研不是搞官场，”束星北的声音提高了几分，“郭院长的诗写得好，可他懂相对论吗？懂量子力学吗？让不懂科研的人管科研，这不是瞎胡闹吗？” 王淦昌叹了口气，他何尝不知道这些问题。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中科院的组建既要考虑科研实力，也要兼顾各方协调，难免有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星北，咱们可以慢慢改变啊，你来了，就能多一份力量。”他还想再劝，却被束星北摆手打断。 “我束星北一辈子就认一个理，科研要纯粹。”束星北站起身，走到窗边，望着外面的大海，“我在浙大的时候，实验室虽然简陋，但没人指手画脚，咱们想怎么研究就怎么研究。现在去中科院，天天要应付人情世故，听那些不懂装懂的人发号施令，我做不到。” 这话不是空谈，束星北向来是这么做的。抗战时期，浙江大学西迁，他带着学生在山洞里建实验室，用自制的仪器做实验，就算日军的飞机在头顶盘旋，也没停下过科研。有次国民党官员来视察，让他汇报“科研成果对抗战的贡献”，他直接顶了回去：“科学就是科学，没必要跟政治绑在一起。”气得那位官员拂袖而去。 拒绝中科院的邀请后，束星北留在了青岛大学，继续深耕物理研究。可命运却跟他开了个残酷的玩笑。1955年，因为性格耿直，他被打成“反革命”，撤销了教授职务，发配到海边修码头、扫厕所。曾经的顶尖科学家，每天要扛着沉重的石头，忍受着旁人的白眼。 即便如此，他也没放弃科研。白天干完活，晚上就躲在简陋的棚屋里，用捡来的纸笔画物理公式，推导理论。有次学生来看他，看到他满手老茧还在演算，忍不住哭了：“先生，您这是何苦呢？”束星北却笑着说：“只要脑子还在，就能搞科研。” 后来，国家急需研制核潜艇，钱三强亲自点名要束星北参与。此时的他，刚从劳改场出来，身体早已不如从前，却二话不说接下了任务。没有资料，他就从基础理论开始推导；没有仪器，他就用算盘和直尺计算数据。那段时间，他每天只睡四个小时，眼里布满血丝，却始终精神饱满。有人劝他注意身体，他说：“国家需要，我不能歇。” 束星北的一生，都在坚守“纯粹科研”的初心。他看不惯的不是中科院本身，而是科研领域里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真正的科学家，不管身处顺境还是逆境，心里装的永远是国家和科学。 如今，我们回望那段历史，更能理解束星北的耿直与坚守。科研需要自由的氛围，需要纯粹的初心，更需要敢于说真话、坚持真理的勇气。正是因为有了像束星北这样的科学家，我们的国家才能在科技领域不断突破。他们的风骨，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我可以帮你搜集束星北更多鲜为人知的科研故事，整理成适合微头条的短篇系列，需要我现在开始整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