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说日本话为耻。” 1937年深秋，北平已是日本铁蹄下的沦陷区，北大教授、国学大师刘文典家中，突然闯入数名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屋内顿时陷入一片混乱。 刘文典端坐堂中，身着长衫，神情冷峻如铁，日军军官用蹩脚的中文提问，刘文典一言不发，身旁的翻译官见状，立刻呵斥：“太君问你话，怎么不回？你留过日，快用日语回答！” 面对黑洞洞的枪口，这位饱经风霜的国学大家只是冷冷一哼，缓缓转过身，从牙缝里挤出一句掷地有声的汉语：“我以说日本话为耻。” 他本可用流利的日语自保，甚至换取片刻安宁，却选择用最坚决的方式亮明立场。在日本兵眼中，这或许是无法理解的“顽固”；但在国人心里，这正是文人风骨铸就的民族气节。 刘文典与日本的渊源，远比外人想象的深厚，1907年，19岁的他怀揣“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抱负，远赴东京帝国大学留学，师从著名汉学家白鸟库吉，主攻国学与梵文。 留学期间，他天资聪颖，很快便精通日语，不仅能熟练研读日文典籍，还能用日语写作辩论，甚至借助这门语言传递反清革命信息。 彼时的日语，对他而言是求知的工具、革命的桥梁，是为拯救积贫积弱的祖国而掌握的技能，绝非认同异族的标志。 在日期间，刘文典结识了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志士，毅然加入同盟会，积极投身反清活动。他始终清醒地知道，自己求学的终点，是回到祖国的怀抱。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平迅速陷落，大批高校师生纷纷南迁，刘文典却选择留下，他家中珍藏着数万册古籍善本，其中不乏孤本珍本，这些都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他不愿舍弃的精神家园。 日军早已听闻他的名气，一方面觊觎他的藏书，另一方面想逼迫他合作：要么出任伪职，要么为“文化侵略”站台。 起初是威逼利诱，送钱送物许以高官，见刘文典不为所动，便直接派宪兵上门抄家。 抄家当天，刘文典索性翻出一套袈裟穿在身上，与夫人张秋华并肩端坐椅上，昂首抽烟，冷眼斜视着肆意妄为的日本兵。 日军军官见他毫无惧色，怒而踹翻红木书桌，满桌的古籍手稿散落一地。 刘文典没有愤怒咆哮，也没有屈膝求饶，只是默默弯腰，一片一片捡起散落的纸页，眼神里满是鄙夷与冷笑。 日军前后两次抄家，抢走了于右任、胡适、陈独秀等人写给刘文典的珍贵信函，却始终没能动摇他的意志。 抄家之后，日军仍不死心，屡次登门拉拢，他们甚至请来了刘文典的北大同事周作人。 周作人摆出“为教育存续”的借口，劝刘文典到伪教育机构任职：“如今政府虽伪，但教育不可使伪，以你的学问才识，应出来维持局面。” 刘文典闻言，当即起身送客，冷冷道：“我们不是一路人，你走吧。” 后来谈及此事，他还气愤地吐槽：“他读过不少书，怎么那样不爱惜羽毛！” 更令人动容的是，刘文典的四弟刘蕴六（原名刘管廷）也投靠了伪政权，还兴冲冲地回家报“喜讯”。 饭桌上，刘蕴六得意地说：“我现在为皇军当差，可威风了，好多人都羡慕呢。” 话音刚落，刘文典霍然起身，摔掉筷子夺过饭碗，指着他怒斥：“你个无耻之徒，连祖宗都忘了！若执意当汉奸，迟早死无葬身之地！” 说完便将其逐出家门，从此断绝兄弟关系，再无往来。 随着局势愈发险恶，刘文典深知北平已不能久留。他庄重写下“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的诗句自励，暗中托人转移珍贵古籍，自己则开始筹划逃离。 1938年初，刘文典通过英国大使馆的朋友买到船票，化妆潜行离开北平，转道天津乘船抵达香港，再经越南海防辗转前行。 两个多月的旅途颠沛流离，他受尽苦楚，衣衫褴褛，形销骨立，抵达云南蒙自时，手中只剩一根木棍和一个破包袱。 1938年5月22日，刘文典拄着木棍，一瘸一拐地步行10公里从碧色寨赶到西南联大蒙自分校。 后来让他痛心的是，委托友人暂存香港的三大箱古籍手稿，后来因香港沦陷被日军掠走，直到多年后才在台湾被重新发现。 1945年抗战胜利后，刘文典曾撰文《日本败后我们该怎么对待他》，主张不向日本索要赔款、不要求割地，但坚决要求收回琉球。 他提醒国人：“切不可视为无足重轻的小岛，稍有疏忽，贻国家后日无穷之害。”而如今琉球什么情况，大家也都是知道的。 抗战胜利后，刘文典重返北平，继续投身学术与教育事业，没有人因他的留日经历质疑他，反而因他在沦陷时期的铮铮铁骨，对他更加敬仰。 1956年，刘文典受邀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受到主席的接见，这是对他一生学问与品格的高度肯定。 1958年，刘文典病逝于昆明，临终前仍叮嘱家人：“好好保存古籍，国家强，文化才能强。” 参考信源： 清风故事会｜刘文典：一生傲骨多雅趣 2024-07-16 宜秀区纪委监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