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绝大多数国家禁止安乐死？不夸张的说，安乐死一旦被放开，那就是穷人的噩梦……

为什么绝大多数国家禁止安乐死？不夸张的说，安乐死一旦被放开，那就是穷人的噩梦…… 很多人以为安乐死是文明社会的标志，是给那些饱受绝症折磨的患者最后一份“尊严”。 但一旦我们将目光从理想化的理论转向现实操作的细节，就会发现，这所谓的“尊严”，往往需要极其昂贵的入场券。 在加拿大的一些偏远地区，医疗资源的匮乏程度令人咋舌。一个普通的骨科手术，患者可能需要忍受长达一年的等待。至于精神科医生，那更是可遇不可求的奢侈品。 对于那些生活在贫困线边缘的人来说，生活本身就是一场更为残酷的战役。 试想一下，当你每个月的救济金在支付完房租后只剩下几美元，连温饱都成问题，又怎敢奢望高质量的长期护理？ 当止痛药需要排队，当心理疏导无处寻觅，摆在你面前的那份“安乐死同意书”，究竟是自由意志的选择，还是被生活逼入死角后的唯一退路？ 数据显示，在安乐死合法化后，加拿大贫困地区的申请率是富裕社区的三倍以上。这绝非巧合。 对于富人而言，安乐死或许是他们在尝试了所有顶尖医疗手段后，为了体面离开而做出的最后决定。但对于穷人来说，这更像是一种被迫的“止损”。 当社会安全网千疮百孔，无法托住那些下坠的生命时，死亡，竟然成了成本最低的解决方案。 更可怕的是，这种逻辑一旦渗透进医疗体系的肌理，就会产生难以逆转的异化。在某些医院，安乐死不再被视为医疗救助的最后手段，而是变成了标准化的业务流程。 医学生开始学习如何“高效”地执行死亡，管理者将其视为缓解床位压力的有效途径。甚至在某些极端情况下，安乐死与器官捐献之间形成了某种隐秘的利益闭环。 当医生在走廊里礼貌地询问一位身无分文、举目无亲的老人“是否考虑安乐死”时，这种询问本身，就已经带有了一种不动声色的逼迫感。 它在暗示你的存在是一种负担，而你的离去，或许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种解脱。 放眼全球，无论是试图推进立法的法国，还是实行“双轨制”的哥伦比亚，亦或是成为“死亡旅游地”的瑞士，都面临着同样的伦理困境。 在哥伦比亚，富人可以挥金如土定制死亡服务，而穷人却要在官僚体系中为了一个死亡许可耗尽心力。在欧洲某些养老院，安乐死甚至被包装成了一种应对预算削减的“服务项目”。 这正是大多数国家对安乐死保持极度审慎态度的根本原因。这并非是不通人情，更不是漠视个体的痛苦，而是源于一种对人性幽暗面的深刻洞察。 在一个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美的社会里，贸然打开安乐死这扇大门，不仅仅是赋予了人们选择死亡的权利，更有可能是在无形中剥夺了弱势群体生存的机会。 我们必须警惕这种危险的倾向：当活着的成本变得高不可攀，而死亡的门槛却一降再降时，所谓的“自愿”，不过是强权逻辑下的虚假繁荣。 禁止安乐死，本质上是在守护一条社会的道德底线——任何生命的价值，都不应该被经济状况所衡量；任何痛苦的终点，都不应该是被制度性的放弃。 社会真正的进步，不是在于让死亡变得多么便捷，而是在于无论一个人多么贫穷、多么病弱，社会都能为他提供足够的支撑，让他不必因为没钱治病、无人照料而被迫选择死亡。 毕竟，如果一个人连活得有尊严都无法保障，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去谈论让他死得有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