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南京青年因一首歌判死刑，被公审后。任毅走出娃娃桥监狱大门时，眯着眼看了看天，手里攥着的释放证明都被汗浸湿了。1979年的春天来得早，阳光晃得他直眨眼，墙根下晒太阳的老头瞅着他这穿着旧棉袄、头发花白的年轻人直纳闷，哪知道这是刚从鬼门关溜达一圈回来的《知青之歌》作者。十年牢狱把当年那个爱弹吉他的知青熬成了小老头，可脑子里的旋律还在打转。记得刚下乡那会儿，在江浦县的田埂上，望着满天星星想家，就着煤油灯写了这首歌。 1979年的春天来得早，南京娃娃桥监狱的大门“吱呀”开了条缝。 任毅跨出去时，右手攥着的释放证明被汗浸得发皱，边角卷了毛。 阳光晃得他眯起眼，天上的云白得晃眼，像极了什么，又想不真切。 墙根下晒太阳的老头挪了挪马扎，瞅着他直纳闷——这穿旧棉袄的“年轻人”，头发怎么比自己还白？ 十年前不是这样的。 那会儿他还是江浦县的知青，怀里揣着把红棉吉他，田埂上走一路，歌能飘三里地。 后来就出事了。 因那首《知青之歌》，公审大会上，宣判书念到“死刑”时，他听见自己的心跳声比扩音器还响。 再后来改了判，可十年牢狱，到底把二十出头的小伙熬成了小老头。 手里的释放证明快被攥烂了，他松了松手，指节泛着白。 “老头，借个火？”他摸出兜里皱巴巴的烟盒，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 老头递过火机，目光扫过他棉袄上磨出的洞：“刚出来？” 他嗯了一声，没多说。 有些事，说出来旁人也未必信——比如此刻他脑子里正飘着旋律，还是十年前那个调调。 记得刚下乡那年冬夜，江浦县的田埂结着霜，他裹着补丁棉袄蹲在地头，星星密得像撒了把碎银子，想家想得心慌，摸出兜里皱巴巴的纸和半截铅笔，就着煤油灯的光写了第一句“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 吉他弦断过三根，都是夜里偷偷弹时太用力。 谁能想到，这点念想会变成“罪证”？ 老头哪知道，这头发比他还白的“年轻人”，手指正无意识地在裤缝上打拍子？ 旁人瞅着是刑满释放的劳改犯，只有他自己清楚，那旋律早跟骨头长在了一起。 当年写歌是想家，没想过会成“罪证”；十年牢饭啃下来，倒把那点念想熬成了戒不掉的习惯——夜里躺在硬板床上，手指总在肚皮上弹吉他，C调，G调，一遍遍地哼。 如今脚踩在实地上，阳光暖烘烘地晒在后背上，他突然想唱。 可张了张嘴，又把话咽了回去。 释放证明被他折成小方块，塞进棉袄内兜，贴着心口的地方。 那里比阳光还暖，藏着把没弦的吉他，和一首没唱完的歌。 老头看着他慢慢走远，背影佝偻，却走得很稳，像有什么在前面牵着。 他哪知道，那牵着的，是十年前田埂上的星星，是煤油灯里跳动的光，是刻在骨头缝里的旋律。 有些东西，关得住人，关不住声气儿。 任毅走到巷口时，停下脚，抬头看天—— 云还在飘，跟歌里写的一样。 他轻轻哼出声，调子有点抖，却很亮，像初春的冰碴子化了，顺着屋檐往下淌，一滴，又一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