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军被苏联红军被押往了寒冷的西伯利亚。后来，活下来的日军战俘哭着回忆道：“苏联女军医让我们脱光衣裳，然后用手抓一抓屁股上的肉，然后肉多肉厚的就要被选去干最苦最累的活……” 那是1945年的8月，日本天皇的投降诏书还没凉透，驻扎在中国东北的60万关东军就迎来了他们的末日。本来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就是摧枯拉朽，这些日军还没怎么反抗就成了阶下囚。当时苏联那边正缺人手，卫国战争打光了一代青壮年，西伯利亚的矿山、林场、铁路谁来修？正好，这几十万免费的劳动力送上门了。 这帮日军战俘最初还抱有幻想，以为会被遣送回国，或者至少按《日内瓦公约》给点人道主义待遇。结果呢？他们被塞进了闷罐火车，一路向北，越走越冷，越走心越凉。 到了1945年11月，第一批5000名战俘被拉到了坦波夫州。这地方离莫斯科不远，但那个冷劲儿，足以让日本人怀疑人生。火车刚一停，还没等日军战俘站稳脚跟，一场“特殊的欢迎仪式”就开始了。 据当时的苏联市民回忆，他们早就听说有一批日本人要来。老百姓恨透了法西斯，再加上当时苏联国内物资极度匮乏，大家都穷疯了。车门一开，当地市民不是来扔鲜花的，而是像潮水一样扑上去——抢劫。 这时候的日军战俘，尤其是那些高级军官，随身还带着不少好东西：轻薄保暖的睡衣、新奇的照相机、画笔、甚至还有做寿司用的调料。他们可能想着，就算当俘虏也要保持点“体面”。可在苏联老百姓眼里，这些都是救命的物资。转眼之间，别说相机了，很多战俘被抢得连裤子都没得穿，光着两条腿站在雪地里瑟瑟发抖。这就是西伯利亚给他们的第一个下马威：在这里，没有尊严，只有生存。 但这还只是开胃菜，真正的噩梦是接下来的“体检”。 在那边的战俘营里，有一个不成文却被严格执行的规定：按膘分配。每个月，苏联方面都会对战俘进行一次身体检查。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在零下几十度的天气里，或者是潮湿阴冷的澡堂子里，几千名大老爷们被勒令脱得一丝不挂，排成四列纵队。 负责检查的，往往是神情冷漠的苏联女军医。 这对于受传统观念影响极深的日本人来说，简直是精神上的凌迟。但女军医可不管你害不害臊，在她们眼里，面前站着的不是人，是干活的机器。检查的方法简单粗暴——用手直接去抓战俘屁股或者大腿上的肉。 为什么要抓这里？因为这里的脂肪和肌肉最能反映一个人的体能储备。 如果女军医一抓，手里肉厚实、有弹性，那就被划分为“一等劳动力”。这可不是什么好事，意味着你要去干最苦、最累、最危险的活，比如下矿井、伐巨木、在冰天雪地里修路。如果一抓全是皮包骨头，那说明这人快废了，只能干点轻活，或者直接等死。 后来有位叫清水芳夫的幸存者哭着回忆说，那种感觉太绝望了。你长得壮，就被往死里用；你长得瘦，可能连饭都抢不到。他们当时住在半地下的窝棚里，那种窝棚是好几年前建的，里面的柱子原本是原木色，后来硬生生被无数只脏手摸得黑亮黑亮的，全是手垢。 住在这种像坟墓一样的地方，吃的是什么呢？高粱米煮的稀粥，用饭盒盖盛着，清汤寡水，一眼能望到底。就这点热量，还要去西伯利亚的冻土上干重体力活。那时候的远东地区，有色金属、煤炭、林业，这些最耗体力的行业，全靠这帮日本战俘撑着。 苏联人也是真不客气，他们的逻辑很直接：你们是战败者，是侵略者，就得赎罪。 在极度的严寒和饥饿双重夹击下，死亡成了家常便饭。特别是在1945年到1946年的那个冬天，死亡率高得吓人。据官方不完全统计，那一个冬天就有55000名日本战俘因为饥寒交迫死在了异国他乡。 在那个被称为“地狱”的西伯利亚茨塔沃战俘所，关了不到1500人，一个冬天过去，直接没了500多。三分之一的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最惨的是死后的处理。战俘死了，尸体很快就会被冻成硬邦邦的“冰棍”。搬运尸体的战俘也没力气，经常是拖着拽着，有时候尸体太脆了，磕碰在石头上，胳膊腿甚至会像玻璃一样断裂、破碎。 这种日子，是对肉体的折磨，更是对精神的摧毁。曾经那些在南京城头狂笑、在华北平原扫荡的日本兵，在西伯利亚的寒风中，彻底被打回了原形。 有人说，这是报应。确实，回顾二战中日军对他国战俘和平民犯下的累累罪行，西伯利亚的遭遇似乎是一种残酷的因果循环。但站在历史的角度看，这更是一场关于战争代价的深刻警示。 那个女军医抓屁股肉的画面，之所以让战俘们记忆犹新，是因为那一刻，人彻底失去了作为人的属性，变成了被称斤论两的牲畜。战争的疯狂，最终会将所有参与者都拖入这种非人的深渊。 直到1950年代，最后一批日本战俘才陆续被遣返。当他们回到日本港口，看着久违的家乡，很多人没有欢呼，只有长久的沉默和痛哭。他们带回了一身的病痛、残缺的肢体，还有一辈子都挥之不去的西伯利亚梦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