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将陈士榘这样评价李德：不是草包，很多书对他评价不够厚道！ 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李德这辈子跟中国的缘分，其实是个巨大的“意外”。 李德本名奥托布劳恩，是正儿八经的德国共产党人，还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过。1932年他来中国，原本的任务根本不是来指挥红军打仗，而是给佐尔格的情报小组送经费，顺便营救被捕的同志。按照剧本，钱送到，人救完，他就该回莫斯科汇报工作了。 可偏偏这时候，他在上海碰到了老相识博古。当时的博古和王明虽然掌权，但在军队里缺乏根基，急需一个懂军事、又有苏联背景的“大佛”来镇场子。李德这一身共产国际的光环，再加上伏龙芝军校的文凭，简直就是现成的“护身符”。 就这样，一个本来送快递的交通员，被硬生生推上了瑞金的最高军事指挥席。 李德完全不懂军事吗？他在伏龙芝军校学的可是正统的苏联大兵团作战，理论功底那是相当扎实。什么步炮协同、正规战、阵地战，他说起来头头是道。 坏就坏在这个“正统”上。 李德脑子里的战争，是欧洲平原上几十万大军的对垒，是拥有重炮、坦克和充足后勤保障的机械化战争。可他面对的中央红军是什么家底？小米加步枪，还要在沟壑纵横的江西山区跟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周旋。 他把苏联那一套硬套在中国红军身上，搞什么“短促突击”，修碉堡跟人家拼消耗。这就好比非要让一个练轻功的刺客，穿上几百斤的重甲去跟人家相扑，结果自然是被打得鼻青脸肿。 第五次反“围剿”打了一年，红军越打越少，地盘越打越小。到了长征初期，他还是那个老脑筋，把战略转移搞成了“大搬家”，印钞机、X光机什么都舍不得扔，队伍走得像蜗牛，结果在湘江被人家当活靶子打。 那时候的李德，确实刚愎自用，听不进任何意见。 但是，人性的复杂就在于，当潮水退去，权力的光环消失后，你才能看清一个人的底色。 遵义会议，是李德人生的转折点，也是他口碑“触底反弹”的起点。 在那次会议上，李德的指挥权被撤销了。按照常理，这种人即便不叛变，也得闹个消极怠工，或者满腹牢骚吧？ 可李德没有。 被撤职后，他被安排去红军大学当一名普通的军事教员。也就是在这里，陈士榘近距离观察到了李德的另一面。 陈士榘回忆说，李德在红军大学讲课时，态度非常端正。他会在课堂上给学员们分析，为什么前四次反“围剿”能赢？是因为红军发挥了游击战和运动战的特长，避实击虚。他甚至拿自己指挥失败的战例做反面教材，告诉大家死打硬拼是行不通的。 李德在讲课时，不仅承认了自己过去的错误，还由衷地佩服毛泽东的军事思想。 这种转变，至少说明李德作为一个军人，是有职业操守的。他没有因为个人荣辱而在这个集体里捣乱，反而在自己力所能及的岗位上继续发光发热。 这大概就是陈士榘说他“并非一无是处”的原因之一。 如果说在红军大学教书只是体现了李德的职业素养，那么在草地分裂危机中的表现，则彻底证明了他的人品。 那是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最紧张的时刻。张国焘妄图分裂党和红军，他的得力干将李特带着人马追上来，气势汹汹地责问中央红军为何北上，甚至还要强行拉人。 现场气氛剑拔弩张，李特情绪激动，竟然拔出手枪，对着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挥舞。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谁也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已经没有任何实权、平时只能靠边站的李德，突然像一头愤怒的狮子一样冲了出来。这个高大的德国人一把冲上前，用身体挡在毛主席前面，双手死死抱住李特，用半生不熟的汉语大吼：“不许动！这是破坏纪律！” 李德身材魁梧，李特被他这一抱，根本动弹不得。正是李德的挺身而出，震慑住了对方，也为毛主席和中央机关脱险争取了宝贵的缓冲时间。 大家没想到，这个曾经被骂得狗血淋头的“洋鬼子”，在关键时刻竟然能豁出性命来保护毛主席，维护党中央。 要知道，那时候李德完全可以置身事外，甚至可以像某些投机分子一样倒向张国焘那边，毕竟他在中央这边已经“失宠”了。但他没有，他本能地选择了站在正确的一边，站在了维护团结的一边。 这一抱，不仅解了围，也让很多人对李德彻底改观。陈士榘后来提到这件事时，语气里充满了敬意。 到了延安后，李德的生活其实挺尴尬的。虽然还有个顾问的头衔，但大家都知道那只是个虚职。不过，他依然享受着组织上给予的高规格待遇，工资照发，生活物资优先供应。 1939年，李德奉命返回苏联述职。离开的那天，他在机场流下了眼泪。对于这片他生活了七年、见证了他人生最高峰和最低谷的土地，他是有感情的。 回到苏联后，李德虽然经历了一些波折，但并没有像外界传言的那样被清洗。他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后来一直从事军事理论研究和出版工作。 晚年的李德写了一本回忆录《中国纪事》。虽然书中不可避免地为自己的一些错误辩解，但也客观记录了红军长征的艰难与伟大。直到1974年去世，他都没有说过一句污蔑中国革命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