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他瞒着妻子，偷偷把一管不明液体，灌进不满周岁的儿子嘴里，看着儿子对他笑。他却流着泪对儿子说：“儿啊，为了亿万婴儿的生命，爸爸只能对不起你了！” 上世纪50年代。那时候的新中国，除了穷，还面临着一种让所有父母闻风丧胆的瘟疫——脊髓灰质炎，老百姓叫它“小儿麻痹症”。 1955年，江苏南通最先炸了锅，全市1680人突然瘫痪，大多是儿童，死亡率极高。紧接着，这股邪风刮向了南宁、青岛，最后席卷全国。 顾方舟当时刚从苏联留学回来，满腔热血想报国。有一天，一位大嫂拉着他的白大褂，就在走廊里给他跪下了。大嫂指着背上那张此时已经没有知觉的孩子的腿，哭得撕心裂肺：“大夫，您是留洋回来的博士，您救救俺孩子，他才三岁啊！” 顾方舟看着那双渴望的眼睛，喉咙像是被堵住了。他知道，病毒已经侵蚀了神经，这腿，神仙也治不好。 他只能红着眼把大嫂扶起来，也就是那一刻，顾方舟听到了自己心碎的声音。也就是从那天起，顾方舟发了毒誓：治不好，我们就防！哪怕豁出这条命，我也要让中国的孩子站直了！ 做疫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那是掉脑袋的事。 当时国际上就两条路：一条是美国的“死疫苗”，安全，但是贵，而且打了还要补针，效果慢，咱们那个家底根本用不起；另一条是苏联的“活疫苗”，便宜，口服就行，但它是减毒的活病毒，一旦控制不好，疫苗就变毒药，吃了直接瘫痪。 顾方舟是个务实派，他甚至没怎么犹豫，直接拍板：搞活疫苗！ 顾方舟带着全家搬到了昆明，那是大山沟，有猴子。做疫苗实验，离不开猴子。 那两年的日子，真不是人过的。没有实验室，他们就自己在山上挖洞；没有恒温箱，就用这肉身背着冰块跑。 就在这种要把人逼疯的环境里，第一批液体疫苗搞出来了。 但这玩意儿到底能不能用？猴子用了没事，人呢？ 顾方舟二话没说，拿起试管，仰头就喝了一瓶。实验室的同事们一看，一个个红着眼，也都跟着喝了。大家伙儿当时的想法特简单：要瘫先瘫我们，别霍霍老百姓。 但真正的鬼门关才刚开始。脊灰病毒主要攻击的是7岁以下的孩子，大人有免疫力没事，不代表孩子没事。必须要找适龄的婴幼儿做临床试验。 顾方舟看着大伙儿，心里那是翻江倒海。他知道，这口子必须他来开。他想了整整一夜，看着熟睡的儿子顾烈，心横得像铁块，又软得像棉花。 1959年的那个特殊的日子，顾方舟趁着妻子出差未归，从实验室带回了一小管疫苗。 顾方舟的手在抖。他是科学家，他比谁都清楚“活疫苗”三个字背后的风险概率。哪怕是万分之一的概率，落在自己儿子头上，那就是百分之百的毁灭。 但他更清楚，如果没人迈出这一步，那千千万万个中国孩子，就得在那张瘫痪的轮椅上坐一辈子。 “儿子，别怪爸爸。” 接下来的十天，是顾方舟这辈子最漫长的十天。他每天盯着儿子的腿，儿子稍微少动一下，他心脏就骤停一秒。半夜起来好几次，摸摸孩子的额头，捏捏孩子的脚丫。 万幸，赌赢了。 顾烈没事，活蹦乱跳。 有了顾方舟带头，实验室里的同事们纷纷把自家孩子抱来了。“老顾敢喂，我们也敢！” 那一排排还没桌子高的小娃娃，成了新中国疫苗史上最小、最特殊的“志愿者”。这哪是试药啊，这分明是一群爹妈在拿心头肉铸长城。 疫苗有效了，但顾方舟没停下。 液体的疫苗不好保存，而且那味道又苦又涩，让小孩喝药跟杀猪似的。再加上当时中国没有冷链运输，液体疫苗还没送到农村就失效了。 顾方舟一拍大腿：做成糖！ 他小时候吃过糖球，那味道记了一辈子。要是把疫苗包在糖里，孩子爱吃，还不怕坏。 为了这颗糖，他又把自己关进实验室，反复琢磨配方。怎么保证糖衣不化？怎么保证病毒在糖里活着？ 终于，那种也就是咱们记忆里那种白色的、像是圆锥体、吃起来奶香奶香的“糖丸”诞生了。 为了让偏远山区的孩子也能吃上，顾方舟还发明了用保温瓶带冰块运输的土办法。 就这样，这颗小小的糖丸，坐着驴车、坐着竹筏，走进了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每一个角落。 从1960年开始，中国的小儿麻痹症发病率那是断崖式下跌。 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在京都宣布：中国彻底消灭了脊髓灰质炎。 那一年，顾方舟74岁。他在确认书上签下自己名字的时候，手抖得厉害。这一笔下去，背后是几十年的风霜，是当年那个差点被喂了“毒药”的儿子的笑脸，是无数个家庭免于破碎的安宁。 2019年1月2日，顾方舟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临走前，老人家已经神志不清了，但嘴里念叨的还是疫苗的事。他这一辈子，其实就干了这一件事。 有人问他：“顾老，您当年拿儿子试药，真的一点都不怕吗？” 顾老笑了，那笑容里带着一股子看透世事的慈悲：“怕啊，怎么不怕。但我是做这个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他走的那天，社交媒体上刷屏了。无数人晒出了自己小时候吃糖丸的记忆。有人说：“小时候以为那是国家发的零食，长大后才知道，那是国家给的护身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