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男子患精神分裂，未婚未育，退休后被姐姐和两个妹妹送到了疗养院长期居住。他每月退休金五六千，还攒了上百万元，都交给姐姐代为保管。谁知13年后，妹妹竟然发现姐姐悄悄从哥哥卡上转走了135万余元，但只有很少一部分花在了哥哥身上，其他的全进了姐姐腰包。于是，两妹妹将姐姐告上法庭，要求立刻还钱。法院经过调查，却发现了更加震惊的真相。 上海的刘先生这辈子过得不容易，年轻时就患上了精神分裂症，没结婚也没孩子，父母走得早，身边最亲的人就是一个姐姐和两个妹妹。 2010年他退休时，手里攒下了不少钱，加上每月五千多的退休金，还有六百块交通补助、三百块残疾人补助，每个季度再领三百块敬老补贴，日子本该不用愁。 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姐妹三个商量后，把他送到了一家精神病疗养院，这里的费用单位还能报销大半，大家都觉得这样安排挺稳妥。 那时候姐妹间的感情还不错，刘先生的三个银行存折和所有证件，都交到了大姐手里保管，大姐还主动说要记账，让两个妹妹放心。 刘先生自己也信任这位最敬重的大姐，把所有积蓄都交了出去，没多想过后果。谁也没想到，这份信任一放就是十三年，最后竟成了亲情破裂的导火索。 亲情的裂痕，源于2023年父母遗留老房的拆迁事宜。 为分割拆迁补偿款，三姐妹多次争执不休，曾经的手足情谊在利益纠葛中荡然无存。 激烈的争吵中，两个妹妹想起了自己哥哥财产的管理。 此前因顾及亲情，她们从未核查过账目，可大姐在拆迁款分配中的强硬态度，让她们不得不怀疑：弟弟的财产是否也遭了算计？ 疑虑之下，两个妹妹决定通过法律途径维权，首先向法院提出了监护权变更申请。 法院介入调查后发现，大姐多年来频繁从刘先生账户提取现金，个人财产与被监护人财产存在明显混同。 因此，法院最终裁定变更监护权，由两个妹妹担任刘先生的法定监护人。 当她们从大姐手中接过存折与证件，调取银行流水后，眼前的数字让二人脊背发凉，2010至2023年间，累计有135万余元从刘先生账户转出。 刘先生长期在疗养院生活，饮食起居均有专业医护负责，单位报销后个人所需承担的费用极少，135万元的支出显然不合常理。 面对妹妹们的质疑，大姐却显得理直气壮，称自己多年来悉心照料，不仅每月接弟弟外出居住，还专门租房并装修，日常饮食、就医等开销更是由她垫付，这些花费加起来并不少。 但法院调取的证据，却戳穿了这一说法，疗养院记录显示，十三年间刘先生仅被接离院区66次，年均不足六次，其中有三年因病情加重，医生明确禁止其离院。 大姐所说的出租屋，内部采用北欧风格装修，完全贴合其女儿的喜好，实际居住者也是大姐全家。 更令人愤慨的是，刘先生名下另有一套小房产，被大姐私自出租近十年，租金全部归入个人 法院审理过程中，明确《民法典》中的规定，监护人不能把财产用到被监护人以外的地方， 经法官核算，将刘先生十三年间所有合理开销尽数计入，总额不到50万元。 综合考量大姐确有过接送、探视等履职行为，法院最终判决其向刘先生返还70万元。 这起案件暴露出的社会问题引人深思，最为突出的，便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监护环节的财产监管盲区。 现实中，不少家庭仅凭亲情维系监护信任，缺乏必要的监督制约机制，这就给个别监护人滥用职权、谋取私利提供了可乘之机。 更有甚者，部分监护人对自身职责认知模糊，将“照料”等同于“获利”，擅自将被监护人财产视为己有。 对刘先生而言，70万元的返还固然挽回了经济损失，但十三年间被蒙骗的委屈与破碎的亲情，却再也无法复原。 这起事件也给所有家庭敲响警钟，监护权本质是责任而非特权。 即便是至亲之间，涉及财产保管也应明确边界，定期核对账目，建立必要的监督机制，避免让信任沦为贪婪的温床。 金钱损失尚有弥补可能，而凉透的人心，终究难以回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