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就是投企业就是投企业盈利 —— 天坛生物 【 投资人凭什么敢赌CGT下一个十年在北京？】（ 一 ）如果把一座城市的产业雄心拆解成动作，北京的策略层次分明：率先破除制度壁垒，继而完善产业配套。于是，一个很具北京“局气”气质的现实日益清晰：将时间效率转化为流程优化，审批周期显著缩短，应用场景贴近布局，资本与服务实现同步响应。在一次会议上，北京市科委透露，近三年来北京获批上市的医疗器械产品数量居全国首位。2024年医药健康产业规模达到1.06万亿元、同比8.7%，成为全国首个规模突破万亿元的城市。数据背后是北京进一步发展医疗健康产业的底气，也是更多创新药、创新技术疗法能够在北京落地、应用的生态基础，而GCT（细胞与基因治疗），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沿北京地铁10号线、4号线由北向南，可见清晰的CGT产业脉络：研发楼、GMP生产车间、质量控制中心、注册事务办公室……真正使企业运营顺畅的，是将这些环节标准化、服务化，形成可复制的“标准流程”。北京发展CGT的“地理学”，不只是行政区划，更像一张立体地图。海淀，是脑力中枢。汇聚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37所高等院校，以及北医三院、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等57家二级以上医院，原始创新能力与临床资源高度密集。海淀区在2025年中国细胞与基因治疗大会上明确表示，将以“政策开放、数据开放、空间开放、机制开放”构筑“人才高地”。目前，百图生科、艺妙神州、因诺惟康、诺思兰德等企业已形成海淀CGT创新力量的集群效应。大兴，是转化肌肉。大兴生物医药基地被誉为“中国药谷”，在CGT领域重点打造平台服务与GMP生产能力。以中关村（大兴）细胞基因治疗产业园为核心，该区域已建成全国最大的外泌体CDMO平台、全国最大的iNKT细胞中试平台、北方最大的细胞基因治疗CDMO平台，以及全市最大的核酸药物共性技术平台。吸引了艺妙医疗、基因启明、贝来药业、循生生物、五加和等前沿企业入驻，全面推动CAR-T、TIL、iNKT等免疫细胞药物、间充质干细胞药物及AAV病毒载体基因药物等多技术路线的落地转化。该产业园于2024年启动建设，2025年1月正式揭牌，至2024年底已引进16家企业，汇聚了1位诺贝尔奖得主、7位院士资源，并布局了27条一类新药研发管线。 昌平，是北向协同。昌平生命科学园与“生命谷”承上启下，在药物发现、动物实验、检测检验等中试转化环节强化网络建设，结合园区的空间与服务优势，构建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的“北部引擎”。而亦庄，作为北京国际医药创新公园的落脚点，在2025年4月印发的《国际医药创新公园高质量建设实施方案（2025-2030年）》中明确了“两步走”战略：2027年基本建成功能框架，2030年全面建成总部集聚、研发转化、医工融合、医药智造四大功能区，切实巩固其作为全球医药健康创新合作枢纽的地位。（二）双向奔赴的“北京路径”在北京的CGT产业生态中，创新并非单点突破，而是由两条紧密协同的路径共同驱动。其一是“平台型”支撑体系—专注于质粒生产、载体构建、自动化制备、CDMO服务等基础环节的“卖铲人”。其二是“产品型”研发实体—聚焦血液肿瘤、实体瘤、罕见病与慢性疾病等领域推进临床开发的“挖矿人”。北京正通过平台化与标准化建设，系统性降低CGT领域的创业门槛。大兴生物医药基地推行的“投资+制造+服务+生态链”模式是典型代表。 8月初，中关村（大兴）细胞基因治疗产业园里，剂泰科技刚刚完成4亿元D轮融资，由北京市医药健康产业投资基金与大兴区产业投资基金联合领投。9月，剂泰就发布了全球首个 AI 纳米递送平台，志在以AI打造体内制备CAR-T的“火箭+卫星”。 “产品型”企业的进展同样显著。坐落于海淀的艺妙神州，创始团队均毕业于清华大学，如今已在血液瘤与实体瘤两条线上深耕：靶向CD19的自体CAR-T产品IM19已进入研发后期，并与华东医药就中国大陆地区的商业化达成合作框架；另一款产品IM96针对GUCY2C等实体瘤靶点，已获得美国FDA临床试验许可，早期临床数据已在学术会议中展示。 此外，北京的顶级临床资源，为这条“产线”提供了最关键的加速器。例如，北京在血液肿瘤与神经系统疾病两大方向积累了密集的临床经验：天坛医院牵头的iPSC衍生多巴胺能神经前体细胞治疗帕金森病的注册临床，2025年8月完成全国首例入组，神经系统细胞疗法迈出关键一步。神经肿瘤方向，天坛针对复发胶质母细胞瘤的Tris-CAR-T研究也在推进。这种“临床资源快速对接”的效率，与“监管提速”政策同频共振，为企业赢得了宝贵的研发时间窗口。在北京的CGT产业圈内，高效的协同已成为常态：清晨在大兴的工艺线完成上一轮实验，午间样品已送至昌平生命科学园的质控实验室，深夜研发人员又可参与由海淀临床专家组织的多中心IIT线上研讨会。北京“CGT人”的工作节奏，仿佛被整合进一条高效协同的流水线。这套“平台+产品”的双轨模式，并非各自独立运行，而是在北京的产业生态中深度耦合。它如同北京城规整的道路网络，纵横交错，畅通无阻：在大兴的产业对接会上，CDMO企业与Biotech可快速达成合作；在海淀的行业大会上，监管机构、投资方与产业界能够共同明确下一年度的重点攻关方向。当然，挑战依然存在：支付模型、上游供应链、临床网络标准化等短板仍需补齐。所幸，北京的方式是典型的“工程思维”—将问题“端上桌面”，纳入方案，逐项破解。贵价药支付通过试点探索，供应链能力通过园区间链接持续强化，临床网络正借助真实世界证据研究走向标准化。这其实也正是北京政策脉络里的结题方向。（三）政策“扳手”如同2015年的药审改革一样，北京的CGT产业的故事也从一纸公文开启。不仅如此，北京的政策文件还指明了方向，明确了实施路径与时间节点。起点在2024年的春末，北京市政府印发《北京市加快医药健康协同创新行动计划（2024-2026年）》，将CGT与脑机接口、合成生物学并列，确定为需重点突破的前沿技术领域。同年12月，《北京市加快细胞与基因治疗产业创新发展三年行动方案》进一步提出量化目标：至2027年，培育20家以上前沿技术企业、新增15个以上临床试验批件，并在原始创新、平台建设、临床转化、产业集群等关键环节绘制了清晰的实施路线图。政策如同建设蓝图，先行确立框架结构，疏通关键环节，为企业提供了清晰稳定的发展路径。“未来全球CGT临床试验的风向标或许将看向北京。”一位CGT领域投资人指出，北京某顶级三甲医院由研究者发起的细胞治疗临床研究（IIT）入组患者规模，甚至超过了欧洲同类研究的总体水平。据悉，《关于进一步提升北京市临床研究水平若干措施》中就曾明确，鼓励医疗机构将不低于2%的可支配收入或不低于10%的临床试验等技术和转化服务收入用于支持IIT。制度弹性源于更高层次的开放。2024年9月，商务部、国家卫健委、国家药监局联合发文，明确在北京上海和广东自由贸易区试验区，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允许外商投资企业从事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与应用，以用于产品注册上市与生产。这为全球研发资源在北京合规落地提供了政策通道。一个多月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出现全国首家落地的外资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企业，其营业执照经营范围里第一次写进“人体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时间的另一端，是审评审批窗口期的持续压缩。2025年4月，北京市九部门联合发布《北京市支持创新医药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2025年）》，突出“临床试验提质增效”与“审评审批提效”两大重点。在CGT领域，3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评的试点项目实现了“前端加速”，但伦理审查、多中心主要研究者（PI）管理及真实世界证据应用仍是关键环节。北京将临床资源集中配置于具备CGT经验的头部医院与专科中心，并探索“急需进口药与院内定价项目”等政策，力图打通临床应用的“最后一公里”。 针对CGT产品定价高、支付结构复杂的问题，《北京市支持创新医药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2025年）》提出“衔接国家医保目录与地方支付探索”，为特定适应证的准入与付费机制预留政策接口；同时利用自贸试验区政策优势吸引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与商业合作，通过提升患者可及性来支撑价格-价值模型。 把一个高门槛产业做成城市工程，这大概是北京最擅长的叙事方式：规矩立得住，工艺下得去，合作讲“局气”，服务“够意思”。个别的“首例”突破，才能最终演变为“多点开花”的产业盛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