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荣禄墓被发掘，从陪葬品看出溥仪在撒谎，荣禄和慈禧关系非同一般。 . 昌平施工队在整地时挖开了一处深坑，砖墙一塌，露出半截石门。工作人员报给文物部门，考古队赶来清理。墓室灯光亮起那一刻，所有人都愣住了——棺旁摆着一排宫里才有的物件，翡翠带钩、金制小瓶、玉如意，其中一些的工艺、纹样和刻款都与慈禧宫廷档案里的记载完全对上。墓室最里侧还放着一匣银指甲套，纹路细密，属于太后常用的样式。 问题随之而来——这些本应是皇宫内部才会出现的赏赐，怎么会成批陪在荣禄身边？这一幕与溥仪在自传里说的“荣禄与慈禧只有事务往来”完全对不上。 考古队开始逐件登记。带钩的龙身镂空，镶嵌宝石的位置、数量对应的是宫中专供格式；金葫芦的链扣是光绪初年宫匠惯用的形制；银锭上盖着内务府的印记，总共三十一枚，都是太后赏银的月列。 更让人惊讶的是玉如意的尾部刻着“天禄永昌”四字，这类刻款按照内务府旧规，多半是专为太后心腹做的特制品。荣禄将这些全部下到墓中，不像是普通臣子能享有的待遇。 清理持续了十几天，文物越出越多，还发现一个不起眼的小纸条，字迹模糊，只能辨到“珍重”两字，疑似慈禧手书。考古队把样本送去检验，从墨迹判断，确是清宫常用墨料。这样的发现，让外界原本只停留在传闻的猜测突然有了新的支点。 研究人员开始查对史料。光绪二十年，宫中档案记录慈禧与荣禄密议海军饷银的内容，持续近两个时辰；二十五年，两人再议练兵，批红下达得极快。庚子事变前夕，仪鸾殿深夜会面，他呈上护驾路线图，慈禧准行。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把这些全略过，只说荣禄办事聪明，擅长奉迎。他的笔法刻意轻描，却解释不了这些密议和接连不断的赏赐。 这些证据发酵后，有学者想起晚清民间流传的一段旧话：荣禄与慈禧年轻时曾有牵连，后来各入其位，关系复杂。但这类传闻一直无凭证，史家不敢下结论。可墓里的陪葬品摆在那里，宫廷私人物品层层叠叠，与其说是官臣间的奖赏，更像是多年信赖的记录。 溥仪的自传曾是研究晚清的重要参考之一，他把荣禄写得极为平庸，还暗暗指他怯懦，遇事只会讨好。考古材料公开后，许多学者质疑溥仪的叙述带有强烈的避嫌与家族压力——毕竟他既是清室象征，又要面对外界对慈禧晚年的敏感评价。把荣禄写弱，等于将慈禧的选择淡化。 荣禄生于1836年，家世本非权门，年轻时在旗营里行事利落，善和上司周旋。咸丰时，他因擅长处理内务被调入京师，随后在同治初年的权力格局中站到慈禧一边。 慈安太后在世时，他协助处理宫中杂事；慈安去世后，他常负责传递太后的旨意，对宫廷赏罚事务十分熟悉。慈禧在光绪年间逐步掌握政务，倚仗的人始终有限，荣禄在其中靠稳妥出名，办事细节周全，深得信任。 到庚子前夕，他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军政大权集中手中。义和团动乱期间，他并未激进，与慈禧商量撤往西安的路线，护驾行动实际由他安排。1903年他病逝后，慈禧亲到灵堂，破例赐谥“文忠”，葬礼规格由内务府专案监护。 倒推这一切，再看1966年墓中的陪葬品，就能理解它们为什么在那里——那是他一生权势、信任、地位的实物痕迹，也是慈禧送给他的政治凭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