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授衔时，王必成听说叶飞被授予上将军衔，而自己是个中将，心里感觉不服气，自己打得硬仗也不少，凭什么要比叶飞低。 1955年军衔制实施，是新中国军队走向正规化的重要里程碑。55年授衔主要根据1952年军队级别评定作为授衔标准，同时参照授衔人员在土地革命时期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主要资历来认定，也就是52年的评级是主要标准。按照这套标准，全军共评定出1614名将帅，其中上将55名，中将175名。 王必成这位湖北麻城走出来的名将，从1929年参加红军开始，一路从传令兵成长为纵队司令员。在第三野战军的名将”叶王陶”之中，叶飞在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王必成和陶勇都是中将。得知这个结果后，王必成的确有些想不通。 按王必成的想法，自己和叶飞长期并肩作战，无论是新四军时期的苏中战场，还是解放战争中的各大战役，两人的战功都不相上下。特别是在孟良崮战役中，王必成率领华野六纵作为主攻部队，成功冲上山顶，全歼张灵甫整编七十四师。这样的硬仗，叶飞能打，自己也能打，凭什么军衔要差一个档次？更让王必成觉得不平衡的是，1952年王必成更是升任了浙江军区司令员，本以为能够和叶飞获得一样的军衔，但最后却低了一档，因此心里很不满意。从入党时间看，王必成1930年入党，比叶飞还要早两年。从战功来说，两人都指挥过主力纵队，打过的胜仗也差不多。 于是，王必成开始琢磨找人反映情况。王必成是一员战将，而负责授衔工作的主要领导是来自四野系统的罗帅，两人在之前的工作中交集很少。直接去找罗荣桓元帅，显得太冒昧，也不一定有好的结果。 想来想去，王必成找到了谭震林。谭震林人称”谭老板”，是原第三野战军的副政委，政工工作一向是由他负责的，和罗帅也比较熟悉，为人也比较豪爽好说话。在王必成看来，这位老上司应该会帮自己。果然，谭震林答应了王必成的请求，亲自去找罗帅说明情况。谭震林找到罗帅，开门见山地说明来意：叶飞和王必成都是之前三野的重要将领，从新四军时期就并驾齐驱。而且王必成的入党时间比叶飞还要早些，他跟叶飞指挥的都是三野的主力部队，当过纵队司令也当过军长，战功方面十分过硬。最好能让他们获得同样的军衔，授予上将。 然而，罗荣桓的反应出乎意料。结果没等谭震林说完，罗帅的脸色就变了。他不光不同意这个请求，还严肃地批评了找上门来的谭震林。罗荣桓主要说了两点：第一，为了军衔高低争来争去本身就不对，谭震林作为老同志不规劝王必成，还带头找到自己这里，应该检讨；第二，叶飞在解放战争后期已经升任兵团司令，职务明显高于王必成，怎么能说两个人差不多呢？红军时叶飞就是师长，起点比王必成高，理应授予上将军衔，而王必成被评为中将是合情合理的，一点也不低。 事实上，从职务发展轨迹来看，叶飞和王必成确实存在差别。抗战时期，粟裕担任新四军一师的师长，而叶飞很快便由旅长提升为一师的副师长。到了解放战争后期，叶飞上将（正兵团级），时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兼福建军区司令，而王必成是副兵团级中将。这种职务级别的差别，正是1955年军衔评定的重要依据。 谭震林碰了一鼻子灰后，回来把情况告诉了王必成。王必成一听罗帅的态度，还让他”自己去说”，吓得再也不敢提军衔的事情了。这位”王老虎”开始意识到，自己可能想得太简单了。 更让人意外的是，出人意料的是，不久后罗帅竟然放下身段，亲自联系了王必成并耐心地劝导他。罗帅详细讲了此次授衔的基本规则和授予他中将军衔的原因，让王必成放平心态。 罗荣桓的这次主动沟通，让王必成深受触动。作为开国元帅，罗荣桓完全不需要向一个中将解释评衔工作的细节，但他这样做了。多年负责政工工作的罗帅心细如发，很照顾将领们的内心感受，不希望王必成心里有疙瘩。经过罗荣桓的耐心解释，王必成终于明白了军衔评定的复杂性。这不仅仅是看战功，更要综合考虑职务级别、历史资历、发展轨迹等多个因素。王必成感动不已，表示今后一定全身心投入工作中，不再计较这些名利上的事情，并为之前自己的冒失行为道了歉。 从这个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1955年的军衔评定确实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对于将领们的授衔，并不仅仅只是考虑各位将领的时任职务，更多是依据资历、经历、战功、贡献以及所属部队所代表的军队历史。 王必成后来的发展证明了组织的眼光。他先后担任了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司令员、武汉军区司令员、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等重要职务，在每个岗位上都尽职尽责，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觉悟和品格。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前夕，已经67岁的王必成将一子一女送上前线，连怀孕的儿媳妇也不例外。他说：“我不能参战，但我们家有三个半人参战，此愿可遂，此志可明了。” 1989年3月13日，王必成将军在南京逝世，享年77岁。他生前盖的毛毯补钉重重叠叠，那是1940年牺牲的战友徐绪奎的遗物，王必成用了49年，从未离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