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初冬，杭州的夜冷得像铁，西湖畔的柳条被北风抽得直抖。 就在这样一个寻常夜晚，省政府灯火通明，一个满头白发的身影缓缓走出大门。他叫张难先，浙江省主席，刚把辞呈拍在了桌上，连夜离任。 此刻的他，不带随从，不坐专车，只带一口旧木箱，几本破书、两套旧官服，是全部的“行李”。 街口悄悄站满了百姓，有人拢着棉袄，有人红了眼眶，纷纷喊了一句：“张青天，您慢走！”这声音仿佛不是在送官，而是在送一个时代的脊梁。 谁也不知道，张难先是怎么熬过这三年的。他来杭州第一天，拆了巡捕房当办公地，拒绝住高楼华舍；饭只吃三菜一汤，水电费自己掏。 第二天，直接掀了财政厅的案子，查出一百多笔虚报公款，连夜交办纪委。有人说他得罪太多人，他却笑说：“我怕他们，谁来怕百姓？” 他的倔强还不止这些。蒋介石南下时，留下一堆宴请招待账单，内务科照规报销，结果被他红笔圈出，“应由本人自理”六个大字。 那一页账本，后来被人偷偷复印，传到南京——三天后，宋美龄下令查他的家底。 三个月调查，最后只翻出一口箱子、一支钢笔和几件寒衣。宋美龄只说了三个字：“太无趣。” 张难先听说后，苦笑摇头：无趣，是对他们说的；守住清白，是他自己的约。 离杭那夜，他本想悄悄走人，没想到百姓闻讯赶来送别，连小贩都抱着萝卜上前塞给他，说是“清官不吃白饭”。 他低头摸了摸那萝卜，喃喃道：“我这辈子，只想干干净净当官。” 途经皖南，雾锁山头，车刚上坡就被一群土匪拦下。 领头的刀疤脸冷笑着说：“听说张清官路过，咱兄弟开箱验验是不是真干净。”护卫紧张地看向他，他却摆手：“让他们看。” 箱子一撬开，十几本古书整整齐齐地码着，底层压着两套补丁官服。 刀疤脸看了半天，扑通一声跪下，“张大人，我等有眼不识泰山。”一群匪众，也跟着跪了一地。张难先什么都没说，只阖上箱子，拍了拍灰，走了。 他曾说过：“人能守得住三尺讲台，就守得住九尺公堂。”这话在他身上，毫不夸张。 抗战爆发后，他又被请回政界。七十多岁了，筹款、演讲、写文稿样样亲力亲为。 有青年问他：“张老，您都一把年纪，图什么？”他只淡淡一句：“国没了，谁还记得你清廉？” 新中国成立时，他在天安门观礼，身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旧长衫，站在人群中却格外醒目。 身边人都知道，这老人是拿一口箱子扛过风浪、挺过腐败的清官。他或许不是最有权的人，却是最干净的那一个。 1968年，他在北京安静地离世。遗物清点完，工作人员一致决定，把那口旧木箱送回湖北老家，放入乡贤堂。 那天，箱盖合上的一刻，像是对那个浑浊年代里的一声了断——清白一生，不需雕饰。 张难先没有将军的威风，也不曾站上权力巅峰，但他用那口旧箱子，装下了一段最重的历史。 他没留下什么豪言壮语，只留下一句：“我身上值钱的，只有书香。” 可那一股书香，熬过风雨，也照亮了无数后人心里的正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