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被捕后遭受下流的酷刑，牺牲前留给难友4个字，向女烈士致敬！她本可以体面地当医生过幸福生活，却选择通过地下工作给我党送出了急缺的物资，最后倒在了光明来临的前夜。 “天快亮了！” 这不是一句普通的鼓励话，是她在生命尽头，对狱中难友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当时，她已经被敌人烫得皮开肉绽，全身是血，但她还是咬紧牙关、挺直腰板，冲着牢房里的人大声喊出这四个字。 她知道，她可能熬不过明天的太阳，但她更知道，这片土地，马上就要迎来真正的光明了。 很多人都说，她原本的人生，是另一条路。 1924年8月，刘惜芬出生在福建厦门一个破落的封建家庭。 她的母亲只是个陪嫁丫头，活得没有一点尊严，在她很小的时候就服毒自尽了。 刘惜芬是姨妈一手带大的，日子过得清苦，但她从小就特别争气。 1935年，她顺利考入群惠小学，后来又进了华南女子中学。 可1938年，日军占领厦门，学校关门，她也被迫辍学，靠给人缝衣服贴补家用。 她是怎么从一个小姑娘，变成我们党最信任的地下交通员的？这事还得从医院说起。 1940年，为了养家糊口，16岁的刘惜芬考进了日本人办的博爱医院学护理。她学得特别快，护理技术一流。 最重要的是，她有骨头，别人都怕日本人，她敢当面顶撞，说：“你爱你的日本，我爱我的中国！” 就因为这句话，她差点被开除。但她不怕。 她的骨气，从来不是嘴上说说的。 1942年，几个爱国志士刺杀了伪军头子，被关进医院后面的牢房。 刘惜芬偷偷摸摸地给他们送药，还对他们深深鞠了一躬，说：“我向你们的爱国行动致敬！” 那时候，她已经不是个普通的护士了。在她心里，已经种下了另一条路的种子。 抗战胜利后，她没选择出国，也没去大医院捞高薪，而是在家里开了个简易诊所，免费给穷人看病。 风里雨里，从不收诊金，村里人都叫她“菩萨心肠”。 可问题来了，这样一个又善良又有技术的姑娘，为啥非要走进那么危险的地下工作？ 这事得从她的亲戚胡惠敏说起。胡其实是地下党，开始时拿了几本进步书刊给她看，说是“开开眼界”。 她一看就上了心，开始思考国家的事、人民的苦。后来，郑秀宝接手培养她。 她主动要求入党，一次次申请，一次次被考察。直到1949年5月，她终于宣誓入党。 入党的时候，郑秀宝问她：你知道这条路有多苦吗？她只说了一个字：“能！” 之后，她成了厦门地下党的一员猛将。 白天，她还是那个温柔的女医生。晚上，她就变成了“交通员”“宣传员”“情报员”。 她去戏院、跑码头，散发宣传单；她去舞厅，跟国民党特务周旋；她凭记忆背下“黑名单”，靠几句暗号在丽池舞厅和杨越碰头。 她是怎么做到的？ 她装成交际花，化妆、跳舞、喝酒，全是为了套出敌人的军事情报。她一手递情报，一手筹物资。 医疗器械、金饰、美钞……她一件件收，一样样送，全是给闽中游击队的救命物资。 她不是没机会逃。 1949年9月，毛森镇压厦门地下党，形势极其危险。 组织安排她转移到香港，她却说：“我不走，还有同志在，我走了谁来联系？”她坚持留下来，继续传情报。 她的被捕，是叛徒出卖的。 9月19日凌晨1点，敌人包围了她家。她没有反抗，只是平静地说：“我知道你们会来。”随后被押进鸿山脚下的看守所。 接下来，是地狱。 敌人用烙铁烫她胸口，往她嘴里灌辣椒水，用油绳抽她，用钢针扎她指甲缝。 她咬着牙，连一个名字都没交代。她高唱《国际歌》，鼓励牢里的难友，说：“红旗已经插遍全国，我们要坚持下去。” 有人问她：“你怕死吗？”她笑了，说：“我怕不死。” 1949年10月15日，解放军开始总攻厦门。她听到远处的炮声，激动地握紧难友的手，说：“天快亮了！” 第二天深夜，她和16位同志一起被拉到鸿山脚下，活活绞死，尸体直接埋进土坑。她才25岁。 10月17日，厦门解放。 她没等到天亮，但她说的天亮，真的来了。 两个月后，厦门各界为她举行追悼会，送来一块匾，上书：“新中国的奠基石”。 1954年，她的遗骨被迁入厦门烈士陵园，和陈毅题词的纪念碑一起长眠。她用命守护的理想，后来在孩子们心里生根发芽。 她的母校群惠小学，为她立了雕像、建了展览室，还成立了“刘惜芬大队”。演讲比赛的孩子们，讲的就是她的故事。 她的皮包，她的血衣，如今静静地躺在福建博物院的展柜里。没有灯光渲染，没有泪点堆砌，但你只要看一眼，就知道—— 这个人，曾经用一条命，把整个黑暗撕开了一道口子。 她没有留下遗书，也没有留下家人。她只留下那四个字，像火种一样，传给了后来的人： “天快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