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我军侦查员文国才到药店抓药。他对掌柜说：“小儿伤寒，麻烦开两副药。”掌柜回答：“少一味药，到别处去抓。”不料，文国才闻言转身就跑。 门口早已堵满日本兵，明晃晃的刺刀抵住他胸口。文国才心里咯噔一下，联络点暴露了。 日本兵的手像铁钳似的扣住他胳膊，指甲掐进皮肉里，另一个兵把刺刀尖顶在他下巴上，寒气顺着衣领往脖子里钻。 文国才没挣扎，眼睛却往药店门里瞟——王掌柜躲在柜台后，半张脸藏在药罐后面，眼神躲躲闪闪的，连看都不敢看他。他心里一下就透亮了：哪是“少一味药”，是这老掌柜早就把他卖了。 被推搡着往巷口走时，枪托时不时砸在他背上，疼得他龇牙咧嘴，可右手始终紧紧攥着袖口——那里面藏着张叠得四四方方的纸条，是昨晚熬夜画的日军布防图，边角都被汗浸湿了，却没敢松开半分。他想起出发前指导员的话：“这图比命金贵，要么送到根据地，要么毁了，绝不能落鬼子手里。” 文国才跟王掌柜打交道，是去年冬天的事。那会儿根据地缺治冻疮的药膏，他扮成走街串巷的货郎，挑着担子找到这家“仁心堂”。 当时王掌柜看了他递的暗号——一张画着腊梅的药方，没多问就从柜台下摸出三罐药膏，压低声音说：“下次来提前三天，在门框上挂个红布条，我好准备。”后来他来送过四次情报，王掌柜都帮着把纸条藏在药渣里，怎么这次就反水了？ 路过巷尾的水坑时，文国才故意脚下一滑，摔在泥地里。日本兵骂骂咧咧地扯他，他趁这功夫，手指飞快地把袖口的纸条塞进泥水里，再起来时，袖口空荡荡的，心里那块石头才算落了地。后背的疼好像更烈了，可他没皱一下眉——图毁了，就算自己出事，根据地的同志也安全了。 到了日军据点，一个戴眼镜的日本军官坐在桌子后面，手里把玩着他之前用的货郎拨浪鼓，慢悠悠地开口：“说吧，八路军的驻地在哪？你的上线是谁？”文国才低着头，不吭声。 旁边的日本兵上来就是一耳光，打得他嘴角流血，他抹了把血，抬起头笑：“我就是个给孩子抓药的，你们抓错人了。” 军官没发火，从抽屉里拿出张照片扔到他面前。照片上，王掌柜的儿子被绑在柱子上，脸哭花了，嘴里塞着布。“王掌柜的独苗，在我们手里。”军官用手指敲着照片，“你说了，他儿子能活，你也能活。 要是不说……”文国才盯着照片，心里揪得慌——那孩子他见过，上次来还帮着看货郎担子，会递水给他喝，挺机灵的娃。可他咬了咬牙，还是没松口：“我真不知道，杀了我也没用。” 接下来的五天，审问就没停过。鞭子抽在身上，火辣辣地疼；灌凉水灌得他肚子胀得像鼓，吐得眼泪都出来了；连手指都被夹在木夹里，疼得他浑身发抖。 可不管怎么折腾，文国才就是不吐一个字。他想起家里的事：爹是村里的民兵，去年跟鬼子打仗时被机枪扫中，娘带着他跑，路上被炮弹炸伤，没撑到根据地就没了。 他进八路军那天，对着爹的坟发誓，要把鬼子赶出去，让老百姓能安稳过日子——这点疼，跟爹娘的苦比起来，算什么？ 第七天早上，日本兵把他拖到了据点后面的空地上。军官最后问了一次：“真不说？” 文国才靠在墙上，站都站不稳，却扯着嗓子喊：“小鬼子！早晚把你们赶出中国！”枪声响的时候，他望着根据地的方向，嘴角还带着笑——至少，他没当孬种，没辜负指导员的信任。 后来老百姓偷偷把他埋在了空地旁的杨树下，没立碑，可村里的人都知道，那儿埋着个叫文国才的侦查员。 抗战胜利后，有人找到王掌柜，才知道他是因为儿子被抓，鬼子说不供出文国才就杀了孩子，他没办法才叛变的。可最后，鬼子还是没放过他儿子，王掌柜后来疯了，天天在药店门口喊“对不住文同志”，喊到死。 文国才这样的人，在抗战年月里还有很多。他们没留下惊天动地的名声，没留下多少故事，有的连名字都没人记得。 可就是这些普通人，凭着一口气、一份念想，在鬼子的眼皮底下拼，在刀尖上走，用命护住了情报，护住了根据地，护住了老百姓的希望。他们的硬气，不是天生的，是因为心里装着家，装着家国。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