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8位黄埔一期生曾同住一室。杜聿明、李仙洲等人后来相继获特赦，唯独邓子超在1951年被枪决，成为这里唯一伏法的黄埔一期生。 同样是战犯，为何命运天差地别？他到底犯下了什么不可饶恕的罪行？ 邓子超并非全无亮点，1938年，他率保安第三团驻守庐山，坚守近九个月抗击日军，从1653名官兵打到仅剩840人，创造了抗战孤军坚守的奇迹，还获蒋介石通电嘉奖。 可这份战功，终究没能抵消他后来犯下的血债。 1949年赣州解放前夕，大势已去的邓子超竟下令杀害27名地下党员，将尸体勒死后用麻绳串连沉入章江，手段残忍到令人发指。 被俘后他仍不知悔改，先佯装自杀未遂，又在功德林里密谋越狱，甚至绘制管理所地图、联络外界寻求接应，信件被截获时还写着“生死在此一搏”。 更嚣张的是，他每天面朝南方给蒋介石行军礼，在墙上刻“党国万岁”，撕毁学习材料，嘲讽其他战犯改造，连顽固的黄维都劝他“醒醒吧”。 反观其他7位同学，杜聿明从自杀未遂到积极改造，李仙洲踏实劳动，他们虽曾站在对立面，却能正视罪行，最终符合“改恶从善”的特赦条件。 我军对战犯向来宽待，但邓子超的罪行早已超出改造范畴：既有屠杀革命者的血债，又有越狱暴乱的现行图谋。 1951年公审后，他被依法处决，而同期战犯多在1959年后陆续获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