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三张图：第一张是蔡孝乾小姨子情妇马雯娟的真实样子，就是这个女人，间接导致了台湾地下党的全军覆没；第二张是吴石副官聂曦给马雯娟办的特别通行证，这一纸证件所承载的是极为沉重的历史，正是它直接导致了吴石、聂曦的暴露；第三张是蔡孝乾与马雯娟一家三口的合影。 蔡孝乾作为中共早期党员，早年参加长征，积累了丰富经验。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他奉命返回台湾，任务是重建地下党组织。那时台湾刚经历二二八事件，社会动荡，国民党统治严苛，地下工作环境极端艰难。1946年，他第二次赴台，这次额外携带妻子马慧玲的妹妹马雯娟，年仅14岁，名义上是让她到台北求学。实际上，这成为他日后堕落的起点。蔡孝乾利用长辈身份，为马雯娟伪造户籍，改名邓莉，安置在台北泉州街一处公寓。从此，她的生活完全依附于他，经济上由组织经费支撑，人身自由也受其掌控。这种安排从一开始就违背组织纪律，埋下隐患。台湾地下党当时正处于恢复期，党员从数百人扩展到近千人，蔡孝乾作为书记，负责统筹联络和情报传递。但他的个人行为很快偏离轨道，挪用公款购买奢侈品，供马雯娟享用，这不仅浪费资源，还暴露了组织的隐秘性。党内同志多次提醒，他却视若无睹，继续沉迷私欲。 蔡孝乾与马雯娟的关系迅速越界，到1947年已发展为事实同居。他频繁带她出入高档场所，如波丽路西餐厅和中华路舞厅，以夫妻身份出现，挥霍组织拨下的1万美元经费，相当于当时巨额资金。这些钱本应用于联络站建设和党员安置，却被用来添置丝绸衣料和进口香水。1948年，中共华东局巡视员张执一到台检查，亲眼目睹两人同居现状，当场指出经费滥用和纪律松弛，发出严厉警告。但蔡孝乾不为所动，甚至在上级报告中将马雯娟描述为“革命意志寄托”，实则将私欲置于组织利益之上。这种高调奢靡在地下环境中如定时炸弹，国民党保密局台中站特务王成章通过追求马雯娟，从她口中套出蔡孝乾与不明男子频繁会面的情报。这些线索虽零散，却如蛛丝般连接起整个情报链。蔡孝乾的腐化不只限于经济，还体现在安全疏漏上，他忽略了国民党情报网的渗透，导致组织从隐蔽转向暴露。党员发展虽一度迅猛，到1949年达285人，但内部裂痕已现，台湾省工委的会议记录显示，蔡孝乾的报告充斥乐观数据，却掩盖了个人问题的严重性。 第一张照片记录了马雯娟的真实面容，她站在公寓阳台上，穿着浅色旗袍，神态中透出拘谨。这个女子本是无辜少女，却因蔡孝乾的操控，成为组织隐患的核心。她年幼时被带到台湾，缺乏独立能力，在经济和情感上完全依附蔡孝乾。这种不对等关系让她卷入地下漩涡，每一次外出都可能泄露情报。国民党特务通过户籍比对和街头监视，锁定她的身份，并由此追溯蔡孝乾的行踪。马雯娟的存在放大了一切疏漏，她见过蔡孝乾与同志的秘密会面，这些细节被特务利用，拼凑出联络网的框架。到1950年，她的影像已成为档案中的关键证据，间接促成整个台湾地下党的崩盘。400多名党员名单浮出水面，1800余人遭逮捕，1100人牺牲，这场浩劫的源头，正是这样一个被私欲裹挟的女人。她并非主动破坏者，但她的影子如杠杆，撬开了组织的致命弱点。 第二张照片是聂曦为马雯娟办理的特别通行证，纸张上假名刘桂麟，地址填台电招待所，夹带聂曦名片。这份证件本是为马雯娟离台准备，她1950年初怀孕，蔡孝乾违规通过朱枫联系吴石副官聂曦求助。聂曦时任国民党东南行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上校，表面中立，实为地下党外围联络人。他在办公室填写表格，签名时未料这将成为铁证。保密局通过户籍系统比对照片，迅速识破假身份，顺藤摸瓜锁定马雯娟与蔡孝乾的关系。证件上的地址指向吴石旧居，名片暴露聂曦身份，两人相继落网。吴石作为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本是高位掩护，却因这纸文件暴露。逮捕行动迅猛，聂曦被捕时文件散落，吴石住所随之围堵。这两条线索如箭矢，直击组织心脏，导致情报链全面瓦解。历史记载显示，保密局以此为突破口，展开大围剿，台北街头警笛四起。聂曦和吴石的牺牲标志着外围网的崩塌，他们本该是桥梁，却成祭品。 第三张照片捕捉了蔡孝乾与马雯娟一家三口的影像，背景简陋客厅，婴儿裹襁褓，蔡孝乾手臂环绕她肩头，笑容僵硬。这幅画面拍摄于1953年，已是叛变后的“团圆”。蔡孝乾1950年1月首次被捕后逃脱，但贪图享受的弱点未改，谷正文以此为饵重新抓获。他第二次落网后，谷正文将马雯娟押入牢房，用其安全换取交代。特务安排两人同居，提供牛排红酒和优渥待遇，许诺10万美元汇票及日本护照。蔡孝乾意志崩溃，一周内供出朱枫等400余人名单，导致1800人被捕，1100人就义。朱枫在香港码头被捕，洪幼樵等核心成员相继落网。台湾地下党从蓬勃到覆灭，只用几个月。这张合影暴露叛徒的卑劣，他们补办婚礼，生子蔡艾安，却踩踏在同志鲜血上。照片中看不到悔意，只有自私的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