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宏斌，是比较坦陈的，不像旭辉林氏兄弟那么鸡贼，前者从来不吹牛逼，后者没事写小作文
融创的债务能逐步解题解开，和创始人的做法有密切关系
一、争议开场：一张表决票定生死？
当 1492 名债权人的投票结果定格在 98.5% 赞成率时，融创中国境外债重组案似乎已尘埃落定。但—— 这组远超 75% 法定门槛的数据，真的能代表所有债权人的绝对共识吗？94.5% 的债务金额支持率背后，是否隐藏着 “两害相权取其轻” 的妥协？
二、核心论据：重组方案的三重博弈拆解
（一）债权转股权：定价差异下的风险对冲
针对 95.5 亿美元债务的 “双选项可转债” 设计，堪称本次方案的核心博弈点。——6.8 港元 / 股与 3.85 港元 / 股的转股价差，究竟是对不同风险偏好债权人的精准匹配，还是对股权稀释的刻意拆分？
选项一的即时转股权利，对应着债权人对融创未来股价的短期信心；选项二 18 个月的转股锁定期与 25% 的额度限制，更像是用时间换空间的风险缓冲。当 “超过上限自动划转至选项一” 的规则生效时，本质是强制平衡债权人与公司的利益诉求 —— 既避免低价转股过度摊薄股权，又给谨慎派留出观望窗口。
（二）股权稳定计划：6 年锁定期的信任背书
“每 100 美元债权对应 23 美元受限可转债” 的设计，看似限制了主要股东的处置权，实则是一场精妙的信任绑定。要求主要股东 6 年内不得变现受限股票，是为了锁定核心利益共同体，还是对股东控制权的变相削弱？
答案藏在 “有限投票权” 的约定中：股东保留决策权却放弃短期收益权，既向市场传递 “长期经营” 的信号，又通过归属条件设置，确保核心团队不会因债务重组而失控。这种 “权利拆分”，恰恰是化解债权人对 “股东金蝉脱壳” 担忧的关键。
（三）员工持股：7% 额度的激励双刃剑
不超过总股数 7% 的骨干员工股权激励，预计覆盖 500 人，这一安排引发双重质疑。在债务重组的敏感节点推行员工持股，是为了稳定核心团队，还是变相稀释债权人权益？
从数据来看，317.6 亿元的年度销售规模、3.173 万元 / 平方米的均价，证明融创仍保留核心经营能力。此时授予员工股份，既是用股权绑定关键人才、保障项目交付的必要举措，也通过 “逐年授予” 的条件，避免了短期利益输送。7% 的额度控制，更体现了对债权人权益的敬畏 —— 在救赎企业与保护债权之间找到了微妙平衡。
三、结论预判：11 月 5 日聆讯的终极悬念
98.5% 的赞成票已为法院批准铺平道路，但 香港高等法院的最终裁决，是否会忽略少数反对派的声音？当重组方案进入司法程序，那些占比 1.5% 的反对债权人，是否手握足以影响裁决的关键证据？
从现实逻辑看，超九成的支持率已形成压倒性优势，结合融创仍稳健的销售数据（1-9 月销售 317.6 亿元），法院批准几乎是大概率事件。但这场重组的真正考验，从来不是表决票与聆讯结果，而是转股后股权结构的稳定、销售业绩的持续回暖，以及债权人与股东、员工之间的长期利益平衡。
四、辩题延伸：这是房企债务重组的范本吗？
融创方案的高通过率，为深陷债务危机的房企提供了参考样本。但这种 “债权转股权 + 权利拆分 + 长期绑定” 的模式，是否具有普适性？当其他房企面临更低的销售回款、更分散的债权人结构时，98.5% 的赞成率奇迹，还能复制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