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七万多匹日本军马成了烫手山芋！ 1945年，在南京马厩里，曾经在战场上冲锋的东洋战马，正在发霉的干草堆里啃食。 有的马瘦得肋骨戳破皮肤，鬃毛结着泥块，一点精神气都没有。 七万多匹日本军马，如今为何成了国民政府手里不敢碰的“烫手山芋”？ 在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时，日本士兵的坐骑曾被英国军官嘲笑为“骑驴队”。 肩高不到1.4米，腿细得像筷子，跑起来晃悠悠。 这耻辱像根刺，扎进了日本陆军的心里。 从那以后，他们花了三十年“养马”。 从阿拉伯引进纯种马，从欧洲运来盎格鲁诺曼大马，在北海道十胜原圈了上万亩地建种马场。 喂马的草料要筛三遍，怕混沙子。 马厩的温度得控制在15℃，冬连士兵的作息都跟着马走。 当时马的待遇，甚至比普通士兵的饭还好。 正是多年的精心饲养，到了1930年，日本军马彻底“脱胎换骨”。 骑乘马冲刺能超60公里/小时，骑兵骑上能追汽车。 挽马能拉2吨重的野炮，陷进泥里能拽出来。 驮马在山路上一天走40公里，背弹药箱磨出血泡也不叫。 在战争时，马成了最金贵的东西。 有个老兵回忆：“我和马睡一个棚，夜里它动一下，我就得起来看，比守着机枪还紧张。” 对日军来说，这些马不是牲畜，是“沉默的战友”。 1941年，一个步兵联队配1200匹马，比步枪还多。 常德会战，5800匹军马拉着大炮闯湘北泥坑，挽马脖子勒得青筋暴起，硬把陷在泥里的炮拽出来。 这些“战争机器”，也曾是中国军民的生死对手。 徐州会战，滇军20匹驮马送弹药，7匹中弹倒下。 剩下的士兵趴在马尸后，把马当掩体往前冲。 台儿庄巷战，守军弹药用尽，老兵把炸药捆在伤马背上：“冲过去炸机枪！” 伤马一瘸一拐冲进日军阵地，随着响声，马受伤倒地。 可中国军民从没怕过这些马。 1940年华北日军强征中国马，村民表面顺从，偷偷喂马黄豆大米，再把马赶到江边喝水。 300多匹马胀得像皮球，倒在江边断了气。 安徽广德的村民更绝，给日军马喂掺了沙子的草料，没几天，63%的强征马都病死了。 这些反抗，藏着中国人对侵略者的恨，也藏着对“马”的同情。 哪怕是敌人的马，也不愿看它受折磨。 1945年8月，抗战胜利。 国民政府接收了74159匹日本军马，懂行的人起初挺高兴：“这些马品种好，能改良中国马种，打仗种田都能用！” 可现实给了他们一记闷棍。 日军养马用的是精饲料、干净干草，可国军接手后，连这些都凑不齐。 南京孝陵卫的马厩里，马啃着发霉的草，有的嚼着嚼着就口吐白沫，倒在地上抽搐。 仅仅半年，3万匹马死去。 更荒唐的是“丢弃”。 山东农民在麦地里发现瘦马，肋骨凸出来像搓衣板，蹄铁上刻着“关东军第三师团”。 太湖边的军马收容所，300多匹马饿极了啃芦苇，掉进湖里淹死。 徐州军马场的8000亩草场，改成了步兵靶场，草被炮弹炸得稀烂。 兽医赵金声急的跑到部队喊：“不能喂霉草！会得胃病！” 可军官要么敷衍：“人都没吃的，哪有粮喂马？” 要么轰他走：“你懂个屁！” 更致命的是“短视决策”。 蒋介石为了换美国援助，把“用日本马改良中国马种”的专案搁置了。 在他眼里，美国的卡车、大炮才是“宝贝”，马是“老古董”。 可美械师的105毫米榴弹炮，得72匹重挽马才能拉，马死了，炮只能扔在原地生锈。 整编74师的机械化装备，到了山区，还不如一匹马管用。 其实，中国早想改良马种。 新疆盛世才从苏联引进顿河马，结果水土不服，大半病死。 1934年国民政府买11匹阿拉伯马，运到江苏贵州，多雨潮湿，马天天拉肚子，后代长得像山羊。 可这次接收日本军马，明明是“天赐良机”。 甚至日军马政科科长张枫宸起草了《日本赔偿马匹专案》，要求再赔2000匹种马、5万匹军马，可蒋介石根本没当回事。 对比延安的八路军，条件苦到用毛驴，却能在战场上步步为营。 不是装备好就行，是会“用资源”。 那些死去的日本军马，其实是本“无字教科书”。 它们告诉我们强国强军，从来不是靠“洋装备”，是靠把现有资源用到极致的责任心。 1948年，整编55师该配2585匹马，最后只剩169匹和256头骡子。 直到现在，还有老人回忆：“当年那些马通人性，有的看到中国士兵，会凑过来蹭手。” 它们本可以成为改良中国马种的希望，却因为混乱的后勤、短视的决策，成了胜利后最被遗忘的悲剧。 这些马，不是“战利品”，是面镜子。 它们用自己的生命照出了侵略者的疯狂，也照出了我们的不足。 真正的胜利，从来不是接收多少装备，是把每一份资源，都用在刀刃上！ 就像当年台儿庄的老兵说的：“马为我们死了，我们要记住它的用处。” 主要信源：（中国新闻网——抗战胜利接收日本军马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