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正文晚年在接受日本采访时，罕见地流露出对吴石案的复杂情感。他坦言：“吴石案是我一辈子最重的包袱“。 国民党退台初期，情报战异常激烈。吴石作为国民党上将，早年加入军统，战后驻台负责情报联络。他表面处理军务，实际为中共地下党提供核心情报，包括台湾防务部署和军舰动向。1949年底，中共决定加速解放台湾，派吴石潜入岛内，化名联络台湾工委成员。吴石抵达后，迅速建立渠道，通过副官聂曦和联络员朱枫传递消息。那段时间，国民党保密局加强搜捕，内部叛徒频现。蔡孝乾第二次被捕后，供出多名联系人，包括吴石的名字。这直接导致行动展开。谷正文时任保密局侦防组组长，他根据供词，布置跟踪和诱捕。1950年1月29日，聂曦将一份假情报交给朱枫时，当场落网。谷正文主导的行动，迅速扩展到吴石住所搜查，挖出特别通行证作为证据。这张证件本是为朱枫过海准备，成了关键物证。整个案子暴露了台湾工委的核心网络，涉及数十人。谷正文借此案升迁，但过程充满争议。他后来承认，案子并非单纯靠蔡孝乾供词，而是通过多重手段推进。这反映出当时情报战的残酷性和复杂性，特务机构内部也存在争功和失误。 吴石被捕后，移送台北地牢。谷正文亲自负责审讯，采用多种手段逼供。吴石从头到尾只吐出八个字，显示出极强意志力。谷正文设计圈套，伪装成吴石旧部接近其妻王碧奎，骗取信任后，用朱枫照片诱导她承认见过此人。这句话被当作铁证，进一步锁定关系。另一次，谷正文在段退之办公室安装监听设备，意图录下吴石对话。吴石得到提醒后，故意闲聊家常，录音成一堆废话。毛人凤听后大怒，斥责谷正文办事不力。这些细节显示，谷正文的手法虽狡猾，但也暴露了特务工作的低效和随意。案子中，朱枫和聂曦等相继落网，供出更多线索。谷正文据此研判，锁定武装部长藏身处。1950年2月7日深夜，行动队突袭中西大药房二楼，抓获关键人物。这次行动标志着台湾工委基本覆灭。谷正文在内部报告中强调自己的功劳，但也承认审讯中存在刑讯逼供问题，如对陈宝仓的手段过重。整个过程，国民党借此案宣传反间谍胜利，却忽略了地下党营救行动的成功，例如此前林义良被劫囚逃脱。这案子不仅是情报较量，更是权力斗争的缩影，谷正文从中获益，却也埋下隐患。 审判阶段，吴石最初获判死缓。谷正文听到消息时，还松了口气，认为案子已结。但蒋介石阅卷后，直接干预，改判死刑，并要求“死要见尸”。毛人凤遵命，安排摄影师入牢拍摄照片，送交上峰。1950年6月10日，马场町刑场执行枪决，吴石、朱枫、聂曦、陈宝仓等多人同时遇害。这次集体处决，成为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典型案例。谷正文虽未亲临现场，但事后多次提及那天的场景，显示出影响深远。案子结束后，保密局内部表彰谷正文，他升为处长，继续破获多起间谍案。但这些成就，并未让他彻底摆脱吴石的影子。谷正文后来在回忆中指出，吴石案的侦破并非完美，内部有争功现象，如许俊荣等人的参与被淡化。他还驳斥外界说法，认为案子靠诱供王碧奎突破，而非单纯蔡孝乾供词。这反映出特务头子间的微妙关系。国民党借吴石案强化控制，逮捕数百人，摧毁地下网络。但从历史看，这也暴露了政权的不稳，情报泄露频发。谷正文一生办案无数，却单单对吴石案耿耿于怀，足见其分量。 谷正文晚年生活低调，1991年接受日本NHK采访，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那时他已81岁，坐轮椅，面对镜头罕见流露情感。他说吴石案是最重的包袱，承认审讯时低估了吴石意志力。采访中，他提到听京剧《四郎探母》会哭，结束后总掰断唱片。这习惯持续多年，显示出内心纠葛。谷正文一生从军统起步，靠狠劲上位，办案中不择手段。但晚年反思，让他开始审视过去。吴石案让他明白，胜利背后是代价。他不敢看旧报纸，不敢照镜子，总觉得有人盯着。谷正文走时，房间空空，什么都没留。人们收拾遗物时，发现他最怕死后遇见吴石。这份恐惧，源于案子的残酷和个人责任。历史评价谷正文时，常称他为“战栗老爹”，但吴石案让他从冷血特务变成有悔意的老人。这案子不仅是国民党反共的标志，更是个人命运的转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