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晚年的骨头，到底有多硬？ 这么说吧，蒋介石送来的部长职位，他直接顶了回去。 朋友接济的钱他拿着，国民党送来的钱，他一分钱都不要，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 1938年，陈独秀躲到了四川江津一个叫“石墙院”的地方，日子过得那叫一个紧巴。当时物价涨得吓人，一家三口的开销从每月三百元涨到六百元，他全靠北大同学会每月给的三百块钱撑着，钱一断，就得急着写信催。 朋友们看他实在困难，也时常接济。杨鹏升、刘辅承都给过他钱，这些钱他收下，因为这是朋友的情分，不是嗟来之食。 江津小县城巴掌大，一条青石板路从江边歪歪扭扭伸到山脚。石墙院在城边，围墙是乱石头垒的，缝里冒出野草，风一吹跟摇头似的。院里三间房，瓦片碎了不少，雨天用脸盆接水，叮叮当当能奏小曲。陈独秀就窝在最里头那间，一张方桌四条腿，三条稳一条晃，写文章得垫纸片。灯泡十五瓦，昏黄得像橘子皮，他偏说“正好，不刺眼”。 县里人只知道这户人家姓陈，说话带安徽腔，背影挺拔，出门总戴旧呢帽，帽檐压到眉骨。谁也没想到，当年在北京城里振臂一呼、掀起“五四”风潮的“陈独秀”，如今混在他们中间，为买一斤猪肉跟人砍两毛钱价。肉贩事后叨叨：“那老头嘴硬，砍完价还顺我根葱。” 蒋介石托人带话：“只要陈先生肯写个认错书，行政院部长位置给他留着。”送信的是个穿呢子大衣的官，小汽车突突突停在院门口。陈独秀正蹲在门口劈柴，眼皮都没抬：“部长？我屁股大，坐不下他那小庙。”官儿脸涨成猪肝，汽车调头溅他一身泥水，他拍拍裤腿，继续抡斧头，嘴里哼着《定军山》。 孔祥熙也想凑热闹，派人送来两万法币，信封上写“补助医药”。陈独秀把钱原封不动退回去，附了张纸条：“卖国钱，烫手，留着自己买药吃。”送信的小兵回重庆交差，孔祥熙当着一屋子人面骂娘，把信封撕得稀碎。消息传开，江津茶馆笑掉大牙，说“孔财神也有砸脚背的时候”。 真到揭不开锅，他就给老朋友写信，字迹龙飞凤舞，内容简单：没钱了，速寄。杨鹏升在成都当律师，收到信立即兑钱，还附一句：“你那条命比我这钱金贵。”刘辅承寄来大米，麻袋上别着纸条：“吃饱才有劲骂人。”陈独秀把这些纸条攒进小铁盒，当作家传宝贝，说“这比黄金实在”。 最惨那年冬天，米价一天一个跟头，三百块生活费缩水成半袋糙米。老婆潘兰珍愁得直抹泪，孩子饿得啃桌角。陈独秀把厚棉袄当了，换五斤腊肉，切得跟金丝似的，一餐蒸两片，自己喝稀饭就咸菜。有人劝他：“老陈，你就低个头，写两篇捧场文章，日子不就松快了？”他把眼睛一瞪：“我脑袋可低，脊梁不弯，弯了就直不起来。” 夜里冷得睡不着，他就给老婆讲《离骚》，讲到“路漫漫其修远兮”，窗外北风呼啦啦吹，像给他打拍子。潘兰珍听不懂，却觉得心里热，把破被角又往他身上掖。第二天一早，他哈着白霜写《小学识字教本》，笔杆都冻裂，写两页搓搓手，嘴里念叨：“留点东西给后人，比我吃饱重要。” 后来抗战胜利，消息传到江津，他站在石墙院门口，看远处江面放炮竹，噼里啪啦回声在山谷里乱窜。别人拉他喝酒，他抿一小口就回屋，写下“此地非我土，此酒非我泉”，字里行间满是漂泊味。有人再劝他去重庆“共商国是”，他摇头：“我陈独秀坐过的牢比某些人住过的洋房还多，不想再给任何人当招牌。” 1942年，他病重，胃里翻江倒海，医院穷得买不起好药。北大同学会又凑钱，他躺在病床上，脸色蜡黄，还开玩笑：“我这条命，全靠朋友们众筹续费。”临终前夜，他把那只装纸条的铁盒交给潘兰珍：“替我谢谢他们，我陈独秀没欠过人情，唯独这债，来生再还。”说完，他硬撑着坐起，望向窗外黑漆漆的山，嘴里轻轻念了一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声音越来越低，像风钻进墙缝，再也听不见。 他走了，棺材是江津老乡凑的杉木板，没上漆，朴素得像个普通老农。送葬那天，江面雾大，船夫摇橹唱号子，号子声混着哭声飘远。人们这才发现，这个倔老头，把硬骨头留在世上，当给了所有人一根脊梁。 有人说他傻，有福不享，有福不受；有人说他蠢，不识时务。可正是这股傻劲、这股蠢劲，才让今天我们能挺直腰杆说：“不！”——对权贵说不，对苟且说不，对嗟来之食说不。骨头这玩意儿，看不见，摸不着，却撑得起一个人的魂，也撑得起一个时代的脸。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