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晚年曾言：“我之所以会失去江山，罪魁祸首只有二个人。”自1949年败逃台湾

蒋介石晚年曾言：“我之所以会失去江山，罪魁祸首只有二个人。”自1949年败逃台湾，蒋中正几乎用尽了自己的余生来思考原手握重兵的他为何失败。   先说马歇尔。这位美国前国务卿在中国历史上留下的痕迹不算小。他在1945年底以特使身份来华，目的是促成国共合作，实现中国和平统一，防止全面内战。   从美国的角度看，二战刚结束，冷战还没完全展开，中国的稳定对美国全球战略布局意义重大。   马歇尔是带着任务来的，但他低估了中国复杂的政治现实。彼时，国共于重庆谈判，表面平和，实则暗潮涌动。蒋介石心怀别样考量，对马歇尔的到来予以热忱欢迎，似欲借其力在复杂局势中谋得有利态势。   马歇尔的调停对蒋而言，是一种拖延战备、稳住美国援助的策略工具。但问题出在马歇尔对国民党和中共“对等”的误判。   他希望国共双方都做出让步，甚至在某些问题上更压国民党一头，比如军队整编、政治协商等。蒋介石对这些安排表面点头，心里却早已打定主意，内战不可避免，只是时间早晚。   马歇尔的调停行动持续了一年，结果一地鸡毛。1946年内战全面爆发，美国也逐步转向冷战思维，不再坚持调停路线。   蒋介石痛恨马歇尔，不只是因为他“干预国政”，更因为他在关键时刻掐断了美援。1947年马歇尔任国务卿后，对华政策转向“中立”，拒绝继续大规模军事支持。   蒋认为这是致命一击，但从美国角度看，他们已经对国民党信心不足，投资回报比太低。   马歇尔的决定不是出于反蒋，而是出于现实考量。美国对蒋介石的失望，不是一朝一夕。南京政府腐败、军队士气低落、民心不稳，这些内部问题让美国再多的援助都像往水里倒。   再来看李宗仁。这个名字在国民党阵营里，是个很有代表性的“异见者”。广西系出身，靠着抗战时期的战功打出了一片天地。   1948年，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岌岌可危。在此局势下，蒋介石无奈下野退位，李宗仁以副总统之尊“代行总统职权”，试图力挽狂澜，却也难改国民党江河日下的命运。这段时期是国民党最混乱的阶段。   李宗仁代表的是“和平派”，主张与中共谈判解决问题，避免全面崩盘。他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不止是路线之争，还有权力之争。   蒋虽然“引退”，但仍掌控军队和党务，李宗仁则处处被牵制。李宗仁在台面上喊和平，在背后又与美国试图接洽，希望争取美援支持自己的路线。可惜这条路并不顺利。   蒋介石对李宗仁的愤怒，在于他认为李在最关键时刻“背叛”了他，动摇了国民党的军心和统一战线。   李宗仁主张的谈判路线，确实让一些中间派将领和地方势力观望不前，使蒋介石的“全面反攻”战略难以实施。   而李宗仁后来拒绝赴台，长期滞留美国，直到晚年才被允许返回大陆，这些都让蒋更认定他是“罪魁祸首”。   换个视角审视，李宗仁的和平尝试并非全然错误。彼时国民党气数将尽，政权千疮百孔、岌岌可危，即便他另辟蹊径，也难以力挽狂澜、拯救这已颓败的局面。   所以，蒋介石的这句“罪魁祸首只有二个人”，表面是甩锅，实则是深层次的自我辩护。他当然不愿意承认自己在政治腐败、军事指挥、舆论控制、民生政策上都犯了严重错误。   他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反共的坚定立场让整个国民党错失了与中共和解的最后可能。   马歇尔和李宗仁不过是历史大潮中的两块石头，他们的存在确实影响了局势走向，但要说他们是“罪魁祸首”，显然是夸大其词了。   所以，真正导致蒋失去江山的，并非某一个人，而是一个系统性的崩塌。这种崩塌从抗战胜利那一刻起就已经埋下伏笔，而蒋介石或许早就知道，只是他不愿意接受。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必为蒋介石辩护，也不必要批判得太过彻底。他的选择、他的判断、他的坚持，都是那个时代真实的一部分。   马歇尔和李宗仁是他心中的“罪人”，但在历史长河里，他们不过是各自角色的扮演者。真正该反思的，是那个制度、那种思维方式，以及那个时代的政治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