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杨得志下乡看望老战友，却发现老战友生病却没钱治，县委见他生气，急忙解释：“他是特务，不治也罢，不用管他！”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一封信在湖北江陵县的乡下静静躺着，主人侯礼祥几乎每天都要摸一遍，盼着能等来北京的回音，这封信写给杨得志、杨勇等老战友，讲的是他当年在红军里的事情，也道出了自己这些年来的坎坷。 侯礼祥十六岁时因家中无依，流浪到江西，阴差阳错加入了红军队伍，那时，他叫侯礼祥，但部队里大伙喊他礼祥，后来有个文书图省事，把他的名字写成了“李祥”，那会儿打仗紧，没人计较，侯礼祥自己也不在乎，一直用着这个名字。 在部队里，他是个有点文化又敢拼的年轻人，不久就被提拔成了营长，最出名的事，要数当年随杨得志、杨勇他们一起渡大渡河、攻泸定桥，还有在腊子口、川西小河镇的恶仗，每次都冲在前头，自己身上伤没少受，别看平时话不多，关键时候从不含糊，杨得志在长征路上见识过他的脾气和本事，两人结下了很深的战友情。 后来侯礼祥伤得不轻，部队安排他去抗大学习，再后来转到延安，又当上了团长和警备团副团长，谁都以为他今后前途无量，可到了三十年代末，一场战斗让他受了新伤，加上旧伤，身体彻底垮了，组织让他回老家湖北养病，说是待身体好转再安排任务，那会儿湖北是国民党控制区，怕暴露身份，只能悄悄把他送回去。 从这时起，人生的转折来了，老家见他啥也不能干，给他找了媳妇，两口子靠做小生意维持生活，还算安稳，因经常和一些社会上的人来往，后来县里找他去帮忙做情报和渗透敌人的工作，他用这些人脉打进了敌方，顺利当上国民党联保主任，本想这份经历会有价值，结果日后却成了麻烦。 后来抗战爆发、县委被破坏，侯礼祥彻底和组织失联，他藏好证明身份的文件和奖章，可是后来家里进了贼，把那只小箱子全偷了，他唯一能证明自己红军经历和立功的证据，彻底丢了，更糟的是，延安的档案用的是“李祥”，家里人只认“侯礼祥”，两头都对不上，身份成了无解的难题。 新中国成立后，侯礼祥原本以为能迎来好日子，可现实比想象的更残酷，他当过联保主任的历史被人怀疑，有人怀疑他是特务，村里没人相信他，领救济粮受排挤，看病没人管，为了解释清楚，他给杨得志、杨勇等老战友写信，把自己的遭遇和革命历史都讲了一遍，信寄出去，自己却没了消息。 等到杨得志、杨勇终于在某一天翻到那封信，老战友才惊觉，这位“李祥”原来还在人间，几封来回通信后，侯礼祥激动地带着回信去找地方政府申诉，却被冷冷一句“首长的信不能证明你没叛变”给顶了回来，村里人还是躲着他，生活一点没见起色，反倒更糟。 那些年，侯礼祥天天盼着组织能查清楚自己身份，他也曾拖着伤残的身体，千里迢迢到济南军区门口，只为见老首长一面，身无分文，就靠讨饭和搭便车，他一身尘土地守在门口，哨兵差点没认出他，杨得志得知后，赶紧安排人接待，见了面，两人红着眼，几十年恩怨与辛酸都化成了一句话：“老首长，我这辈子是被一个名字害的，” 杨得志当即为他作证，查明当年任务、核实潜伏身份，还有另一位老战友杨勇也共同签名，几位首长一同作保，调查组重新查了红军时期的档案，终于在尘封的花名册和零碎材料中找到线索，才把侯礼祥的身份彻底弄明白，官方文件很快下达，侯礼祥总算被恢复红军老干部身份，冤屈得以澄清，只是多年的奔波与病痛，早已让他的身体吃不消，这份迟来的清白也只能让晚年生活安稳一点。 侯礼祥的故事，并不是个例，在很多地方，还有很多和他一样的老兵，因为一张写错的档案、一次身份核对的疏忽，被历史遗忘在角落，有的人至死都没能证明自己，江西、湖南、山西等地，类似的遭遇并不少见，曾经战场上的英雄，在和平年代却因身份对不上号，得不到应有的认可和待遇，有的甚至饱受误解和冷遇。 有时候命运就像一场意外，一点小小的错误，就会给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带来难以逆转的苦难，档案写错名字，证明丢了，再加上社会风气对这些历史问题缺乏耐心和细致，让许多老兵的人生黯淡了下来，其实只要当时调查时能多花点心思、听听当事人的讲述，哪怕多核对几遍经历和细节，也许一切都会不同。 几十年过去，侯礼祥的冤案终于平反，但属于他的黄金年华、属于家庭的温暖时光，都已经被岁月带走，等到县里政府召开大会，向他公开道歉并宣布清白时，这一切早已来得太晚，晚年他总算领到补助，日子有点起色，可身体早已被过去的伤和苦熬垮，村里人虽说变得客气了，但那种被孤立和怀疑的岁月，仍然让人心酸。 信息来源：《中国共产党军队党的建设条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