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0月17日，溥仪在北京因病去世后，他的家人不知道该以何种规格来安葬溥仪，就把这个问题上报给了国家。周总理得到这个消息后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溥仪的特赦生活从1959年底开始。他回到北京，先去植物园干活。那时候他每天推车浇花挖土，学着普通人过日子。干了一年多，调到政协文史馆，当资料专员。领导让他写过去经历，他就开始整理那些乱七八糟的记忆。从小登基到战犯改造，全都得捋清楚。这活儿不轻松，但他一步步来，靠的就是这份坚持。话说回来，他的转变离不开党的教育，但也靠他自己咬牙往前走。这样的经历，让人觉得他从高高在上，真正接地气了。 写作回忆录成了溥仪后半生的重头戏。从1960年起，他就零星记笔记，到1964年才敲定《我的前半生》。书里头详详细细写了从三岁当皇帝，到伪满洲国那段黑历史，再到抚顺改造的全过程。光是修订，他就改了好几轮，删删改改，确保事实准。书一出，国内国外都传开了。溥仪自己也没想到，这本自传让他从历史符号，变成能跟人聊天的普通人。想想看，一个皇帝写出自己的错事，这份坦诚多难得。 1964年底，溥仪当上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这对他来说是大事。他穿中山装去开会，拿到证书时，手都微微抖。以前的他，从没想过能坐那儿听报告，还被当成委员对待。这不光是荣誉，更说明他改造成功了。党的关怀帮了大忙，但他自己的努力也没少。这样的认可，让他觉得人生没白折腾。从皇帝到委员，这转变听着简单，里面门道多着呢。 可好日子没多久，1964年秋天，溥仪就尿血了。李淑贤一看不对劲，赶紧带他去医院。检查出来是尿毒症，挺严重的。周恩来知道后，马上派专家会诊，还特意说要尽全力治。治疗后，症状缓和了点，但根治难。他开始吃药打针，身体一天天瘦下去。李淑贤天天陪着，端茶喂饭。溥仪的病，折腾得全家不安。说到底，这病是多年劳累积累的，提醒人再大人物也得注意身体。 1967年10月17日凌晨，溥仪在北京医院走了，61岁。家人一下子懵了。遗体怎么处理？按普通人办吧，不合适；按皇室旧例，又怕出岔子。大家商量来商量去，决定上报政协，再转国家。报告写得清清楚楚，列了病情和难题。工作人员连夜送去国务院。这步走得稳，因为溥仪身份特殊，不能马虎。家人等着答复，心里七上八下。这样的上报，体现了国家对历史人物的尊重。 周恩来收到报告，没耽搁。他仔细看了材料，马上召集人商量。批示下来，按爱新觉罗家族规格办。遗体火化还是土葬，由家属挑；安葬地可选八宝山革命公墓、万安公墓或人民公墓，全听家人的。决定权全在亲属手里。他还加了条，溥仪生前上交的稿费，全退给李淑贤，顺带帮她解决生活难题。这处理方式，平衡了传统和现实。不是简单一刀切，而是给足尊重。这样的领导作风，让人佩服。 家人拿到批示，松了口气。大家坐下来议，决定低调点。不办追悼会，直接火化。10月19日，遗体送八宝山。消息不知怎么漏了，有些人赶来送别。骨灰盒封好，暂放人民公墓侧室。这样的从简，符合溥仪后来的心态。他生前就想当普通人，死后也别张扬。家人这么选，也算圆了他的心愿。 追悼会拖到1980年夏天，在政协礼堂办。来了四百多人，挺隆重。会后，骨灰移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盒子上刻着“全国政协委员爱新觉罗·溥仪”。这字样，说明国家对他的认可。溥仪弟弟溥杰参加了，李淑贤抱着骨灰盒。这样的迟来仪式，弥补了当年的简陋。但也看出，历史人物的安葬，总得等时机成熟。 1995年，香港商人投资大清皇家陵园，就在清西陵边上。管理人员找李淑贤谈，她同意迁骨灰。1月26日，移到华龙园区，离光绪帝陵才两百多米，就隔一堵墙。婉容和谭玉玲的骨灰，也陆续放两边。李淑贤后来选八宝山安葬自己。这样的迁移，让溥仪回归祖地附近。陵园带商业味，但也让更多人记住他。末代皇帝的归宿，就这么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