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那个电闪雷鸣的晚上，张学良听完电话内容，盯着窗外的雨整整愣了一小时。 雨砸在井上温泉疗养所的铁皮屋顶上，噼里啪啦的声响混着远处的雷声，把夜里的静衬得更沉。他握着听筒的手没松，指节都有点发白，张群在电话那头说的“先生昨夜走了”还在耳边绕——这“先生”，全天下都知道是蒋介石。 屋里没开灯，只有闪电劈下来的瞬间，能看清他脸上的纹路。那是54岁的脸，却比同龄人显老，鬓角的白头发在光里晃得人眼酸。他想起1958年那次见面，在台北士林官邸的书房，蒋介石坐在红木椅子上，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最后只说了句“你头秃了”。他当时还笑了笑，回了句“委员长，你老了”。谁能想到，那竟是两人这辈子最后一次面对面说话。 雷声又滚过来，震得窗玻璃嗡嗡响。张学良慢慢放下听筒，指尖蹭过冰凉的机身，才发觉手心全是汗。这是他被“管束”的第39年了，从1936年西安事变后送蒋介石回南京，他就没真正自由过。先是在大陆的雪窦山、阳明洞，后来跟着到了台湾，最后被安置在这山里的疗养所。说是疗养，其实跟关着没两样——院门外常年站着岗哨，连他给老部下写封贺婚信，都得先经看守检查，有时写了也寄不出去。 有人说他日子过得滋润，有厨师专门做饭，佣人收拾屋子，宋美龄还会让人定期给他空运咖啡和雪茄。可张学良自己清楚，再好的东西，填不满没自由的空。他年轻时是东北军少帅，手里握着几十万兵权，在东北地界上跺跺脚都能震三震。当年为了逼蒋联共抗日，他敢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发动西安事变，可如今呢？他连走出这个院子都要报备，每天只能靠听收音机、翻旧报纸，猜一猜外面的世界变成了什么样。 雨还没停，顺着屋檐往下淌，像一道帘子把院子遮得严严实实。张学良走到窗边，手指隔着玻璃碰了碰外面的雨，冰凉的触感让他打了个激灵。他没去想蒋介石的死会不会改变自己的处境，也没去怨当年的选择——那些念头早在日复一日的等待里磨淡了。他只是想起小时候，父亲张作霖还在时，东北的夏天也常下这样的暴雨，那时他还跟着士兵在操场上练骑马，风刮在脸上都是热的。 天快亮的时候，雨势小了点，远处的山影慢慢显出来。张学良转身走回床边，桌上的搪瓷杯里还剩半杯凉茶，是昨晚睡前倒的。他拿起杯子喝了一口，茶凉得扎嗓子，却让他清醒了不少。门外传来岗哨换班的脚步声，很轻，却听得清清楚楚——新的一天来了，他的日子，还得照着老样子过。 几天后，他跟着赵一荻去国父纪念馆吊唁。穿着深色的中山装，站在蒋介石的灵前，他没说话，只是对着棺椁鞠了三个躬。后来侍从递来纸笔，他提笔写了副挽联：“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分，宛如仇雠”。十六个字，把他和蒋介石几十年的纠葛，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从当面交锋到隔空相望，全装进去了。 吊唁回来的路上，车开得很慢，窗外的稻田绿油油的。赵一荻靠在他肩上，轻声问“心里还好吗”，他摇了摇头，没说话，只是望着窗外掠过的树影。他知道，蒋介石走了，可困住他的那道无形的墙，还没倒。往后的日子，还得在这山里，听着雨声，等着不知道会不会来的自由。 后来有人问过他，那天晚上愣在窗前的一小时，到底在想什么。他想了想，笑着说“忘了，早记不清了”。可那笑容里的涩，只有经历过几十年等待的人，才能品得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