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名相姚崇临终前，对家人说：“我死后，姚家有灭族之祸。不过，张说可以帮忙。”家人们大惊，张说不是被姚崇屡次打压的死对头吗？怎么会成为姚家的救命稻草？ （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姚崇在生命最后时刻预料到张说会来吊唁，这并非寻常的预感，而是一场精心安排的布局。 姚崇一生为官刚正，不倚仗家世背景，全凭实干能力登上相位。 他在任时提出《十事要说》，大力整顿官员体系，削减冗余职位，抑制土地兼并，触动了许多人的利益。 山东发生蝗灾时，他坚持反对额外摊派赋税，说服唐玄宗采纳他的建议，保住了民生，也维护了朝廷信誉。 姚崇一生清廉自律，家中陈设简陋，如同乡村学塾。 他教导子孙恪守“宁比清贫”的家训，将廉洁既当作护身符，也视为家族传统。 而张说则完全不同，他出身寒门却才华横溢，尤其擅长文书写作，更懂得察言观色、结交权贵。 他凭借文采和机变能力屡次获得宰相职位，但与姚崇始终政见相左。 早在唐睿宗时期，两人就曾因张说与岐王交往过密而发生冲突。 姚崇指责张说结党营私，导致张说被贬为秘书监。 这件事让张说一直怀恨在心。到唐玄宗即位后，两人又同朝为相，表面维持着礼节，暗地里却针锋相对。 姚崇主张加强中央集权、整顿吏治，张说则倾向于分封亲王、平衡各方势力。 姚崇晚年病重时，张说逐渐掌握大权，在内安插亲信，排挤姚崇的门生故吏，连姚崇的儿子姚彝也被边缘化。 张说甚至公开暗示姚崇为人过于严苛，不得人心，为日后清算姚家造势。 姚崇深知张说睚眦必报的性格，在病榻前单独嘱咐姚彝：张说必定会来吊丧，并交代了应对之策。 姚崇指出张说有两个弱点：贪图名声和爱好珍玩。 他让儿子将家中收藏的名砚、古器陈列灵前，若张说表现出兴趣就立即相赠，并趁机请他撰写碑文。 姚崇深知张说擅长写颂扬文章，且玄宗皇帝欣赏其文采，这样的碑文一旦写成并呈送御览，就等于为姚家树立了护身符。 张说若日后攻击姚家，就是自相矛盾。 姚崇去世后，张说果然前来吊唁。姚彝依计行事，将珍贵古玩呈上，并委婉请求张说为父亲撰写碑文。张说见到宝物后神色动容，欣然应允。 不出三日，他就送来一篇极尽溢美之词的碑文，称赞姚崇“持衡守正，扶危定倾”，还特意署上自己的官职姓名。 姚彝立即将碑文抄送三份，分别呈报中书省、尚书省和唐玄宗御前。 玄宗阅后大加赞赏，下令将碑文刻石立于昭陵旁。等到张说醒悟过来为时已晚，碑文已成官方定论。 若他再攻击姚家，就是自毁声誉。 朝中还有人暗中议论，说张说先前贬官本是姚崇所致，如今却为之歌功颂德，显见其口是心非。 张说只得保持沉默。 一次宴会上，当有人称赞碑文却质疑与其平日风格不符时，张说只能勉强回应：“人死不可毁也。” 这篇碑文成了束缚他自己的枷锁。 不久后张说上书请辞中书令，虽未获准，但被调任闲职，逐渐退出权力中心。 姚彝守孝期满后重返朝堂，历任郎中、侍郎等职，虽未大富大贵，但始终平安无忧。 他谨守父亲教诲，低调处事，不结党营私。张说再见他时，也只以旧相识相待，不再针锋相对。 姚氏家族此后百余年绵延不断，后代多任地方官员或幕僚。 其中姚訚在睢阳守卫战中宁死不降，殉国后被迫赠太常少卿。 直到后世，姚家仍保持清俭家风，家中无豪华陈设，宾客到访不过三菜相待。 有后人被问为何不借祖上名声谋求富贵时，答道：“姚公之训，不以荣辱动志。” 姚崇的碑文历经百年依然保存完好，唐宣宗时重修昭陵，还特命工匠重新镌刻。 张说晚年闲居时曾私下写道：“吾少时多言，晚而懒言，亦识势也。” 后人认为这是他对当年轻率撰写碑文的悔意。 《资治通鉴》记载此事时，着重于“死姚崇犹能算生张说”这一点睛之笔。 司马光将姚崇与宋璟并称为唐代贤相，后世视之为治国能臣的典范。 姚氏家族虽未大富大贵，但百余年未遭大祸，全靠姚崇临终前的深谋远虑。 这不是简单的计谋，而是一座用文字铸成的碑石，让擅长文字的张说，最终被自己的文字所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