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底，中统少将郑蕴侠只拿到了一张去台湾的机票，当时重庆已经解放，郑蕴侠不得不舍弃家人，坐车去成都赶飞机。
郑蕴侠的故事始于重庆城的动荡时期。随着蒋介石的撤离，郑蕴侠因职务原因未能登上前往台湾的飞机，只能留在大陆。
面对即将到来的解放军，郑蕴侠深知自己过去对抗共产党的行为，尤其是他在较场口血案和沧白堂事件中的角色，使他成为了解放军追捕的对象。
在绝望之际，郑蕴侠被蒋介石临时任命为反共救国军的政治部主任，这实际上是一个象征性的职位，权力已经微乎其微。他的任务是潜伏下来继续在大陆进行反共活动。随着局势恶化，郑蕴侠决定逃离。
在前往台湾之前，郑蕴侠首先需要前往成都集合，然后从那里乘飞机离开。他带着两位忠诚的护卫启程，驾驶员李增荣表面上配合，实际上已经被共产党策反。
李增荣试图通过破坏车辆来阻止郑蕴侠的逃亡，但被郑蕴侠察觉。面对这一失败的暗杀企图，郑蕴侠宽容地释放了李增荣，并与护卫一起销毁了车辆，徒步前往成都。
到达成都时，这座城市已被解放军控制，街头满是反对国民党的标语。郑蕴侠意识到机场不再安全，于是决定改变计划，向南逃往缅甸。在这段逃亡途中，他解散了护卫，化名何安平，试图低调行事。
为了维持逃亡期间的开支，郑蕴侠携带了几块金条。在成都，他需要将这些金条换成银元。在进行交易时，他几乎被解放军当作普通黑市交易者逮捕，但幸运的是他的真实身份未被揭露。同时，李增荣也抵达成都，并向共产党报告了郑蕴侠未能成功逃往台湾的消息。
郑蕴侠最初的身份是一名国民党特工，掌握了许多敏感信息。随着解放军的逼近，他知道必须尽快离开原来的环境。在逃离看守所后，他化身为一名木材商人，成功骗过了公安的审查。这种伪装让他暂时摆脱了追踪，但他明白真正的安全还未到来。
考虑到解放军可能会在边境加强搜查，郑蕴侠做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决定——返回重庆，一个他认为解放军不会轻易想到的地方。回到重庆后，他再次改名为“何安平”，并在涪陵的一家榨菜厂工作。
在榨菜厂，郑蕴侠表现得十分低调，勤奋且谦逊，这使他很快赢得了厂长的信任。然而，一次偶然的事件揭示了他的秘密。在一次工厂集会上，当厂长叫到“何安平”的名字时，郑蕴侠本能地以军人姿态应答，这引起了到场的军区代表的怀疑。
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再次暴露，郑蕴侠知道情况变得更加危险。在军区代表的注视下，他迅速决定再次逃离，目的地是偏远的濯水镇。
在濯水镇，郑蕴侠第三次更换了身份，自称“刘正刚”。为了更好地融入当地，他选择成为一名卖货郎，每天挑着担子走街串巷。他温和的举止和谦逊的态度使他在当地建立了良好的人际关系。为了进一步掩饰自己的身份，他还在当地与一位寡妇结婚。
进入20世纪50年代，郑蕴侠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本以摆摊为生的他，由于1955年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小生意。政府为了缓解政策对个人的影响，安排他到县城学习会计。
尽管郑蕴侠在财务和数字处理方面表现出色，但他刻意在学习期间隐藏自己的能力，以免引起注意。完成会计学习后，他被安排在当地供销社工作，开始了新的职业生涯。在供销社的工作环境稳定且有规律，与他过去的生活截然不同，郑蕴侠逐渐适应了这种宁静的生活方式。
然而，一个小小的意外暴露了他的过去。在一次常规的库存盘点中，郑蕴侠不经意间使用了“不翼而飞”来形容一件失踪的物品，这引起了供销社主任的注意。
主任对他的文化水平感到好奇，并开始怀疑郑蕴侠的背景。主任的警觉是有根据的，郑蕴侠的行为举止总是显得格外谨慎和深思熟虑，不像仅受过小学教育的普通职员。
供销社主任向当地公安部门报告了郑蕴侠的情况。经过深入调查，公安发现郑蕴侠的真实身份涉及过去的国民党特务活动。公安局最终决定将他逮捕。
1958年12月，郑蕴侠因涉嫌反革命活动被判死刑。但考虑到他在抗日战争期间的贡献以及良好的认罪态度，政府决定将死刑减为有期徒刑15年，希望他能改过自新，并在未来对社会作出贡献。
1975年，郑蕴侠因表现良好而被提前释放，并在几年后当选为政协委员。在他的晚年，他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并多次公开反思和悔过自己在“较场口血案”和“沧白堂事件”中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