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5月2日，苏曼殊因暴饮暴食逝世，年仅35岁，死后在他枕头和床铺下发现很多糖纸。在日本留学期间，他曾“一日饮冰五六斤”，自己还记载过：“食生姜炒鸡三大碟，虾仁面一小碗，苹果五个。明日肚子洞泄否，一任天命耳”。 苏曼殊的出生本就注定不凡，他的父亲是广东中山商人苏铁梅，早年赴日经商，与当地女子河合仙结缘，生下他后不久便撒手人寰。母亲在经济拮据中独自拉扯孩子，三岁时将他托付给祖父，远渡重洋送回中国中山老家。从此，他成了家族眼中的私生子，童年饱受歧视，仆役端饭时总少添几筷子，族人投来的目光像无形的枷锁。这段经历让他早早接触佛门，14岁便在中山寺庙剃度出家，取法名曼殊，从此半僧半俗的生活拉开序幕。 1903年，他重返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求学，那时中国正值清末动荡，义和团事件余波未散，他埋头汉学佛经之余，也目睹同胞在异国受辱的屈辱。回国后，他投身同盟会，结识陈独秀、柳亚子等革命志士，参与南社诗社活动，笔下诗文多抒发家国之痛。他的译作如《即兴诗》引入日本文学，创作小说《断鸿零雁记》更是寄托个人漂泊之感。这些背景铸就了他敏感的性情，也为后来的饮食失控埋下隐线，一个在歧视与乱世中长大的灵魂，总需某种方式宣泄。 饮食癖好在苏曼殊的留学期就显露端倪，日本东京的夏日炎热，他养成一日饮冰五六斤的习惯，章太炎曾亲记此事，到晚间他卧床不起，旁人以为已死，次日却又故态复萌。 这不只是贪凉，更像对身体极限的试探。他自记的饮食日志更直白，一顿三大盘生姜炒鸡加虾仁面一碗，外加五个苹果，末了还甩出一句“明日肚子洞泄否，一任天命耳”，透着自暴自弃的随意。回国后，这种习惯升级为对甜食的痴迷，人称“糖和尚”，虽三次出家，却总在僧袍下藏糖块。 一次街头见糖铺，他身无分文，竟拔下口中金牙换钱买蜜枣，牙洞空荡荡地提醒着他的冲动。 与友人陈去病同住时，陈买一包糖炒栗子，两人分食后，他不满足，又出门添一包，大快朵颐到腹胀哼哼，直至天明。寄信给柳亚子，常夹杂食物幻梦，如梦见腿上绣字配嘉兴大头菜、枣泥月饼、黄垆糟蛋，落款还在红烧牛肉鸡片黄鱼之畔。这些细节不是闲笔，而是他借食物填补内心空洞的日常写照，接地气的贪吃背后，是对生活琐碎的执着把玩。 苏曼殊的暴饮不止于甜食，聚会打赌时，他一口应下吃60个包子，坚持到第50个时友人劝阻，他却争辩不休，非要吞完才罢休，结果腹痛难耐，步履踉跄。 柳亚子送20个芋头饼，他一气吃光，肚子绞痛起身不得。这些举动看似儿戏，实则积累成疾，他先后罹患寒疾、痢疾、咯血、肠病、肝痛，甚至轻度神经分裂。现代医学视角下，这或属神经性贪食症，早年家境坎坷与社会动荡酿成焦虑，情绪失稳时便化作饮食冲动。医生禁食甜腻，他表面应承，暗中仍偷吃，导致病情反复。1917年起，肠胃病加剧，他卧床时仍关注时局，报纸上同盟会旧闻让他叹息不已。陈独秀后来评说，他眼见民国政局污浊，无出路可寻，便借乱吃乱喝求速死，这话点中要害。 他的爱国从未间断，南社诗作多刺时弊，译介工作也推动中日文化交流，可惜身体拖累才情，无法长久绽放。 1918年春，苏曼殊的健康急转直下，腹泻不止，脸色蜡黄，友人探视时他勉强握手，诉说国事忧虑。五月二日清晨，病情恶化，他气息渐弱，友人赶来时掀开被褥，只见枕下床铺散落糖纸，皱巴巴的纸团诉说最后执念。广慈医院的医生诊断为肠胃积疾致死，年仅35岁，一代鬼才就这样仓促谢幕。 身后，他留下诗集《燕子龛诗》和小说手稿，影响后世文人。他的故事不是传奇神话，而是普通人面对乱世的无力镜像，饮食失控如一面镜子，映出个人习惯与时代压力的交织。苏曼殊的三次出家本为求静，却总被俗世拉回，酒肉不忌、风流好色，这些标签让他在和尚中格外出奇，却也加速了衰亡。 他的离去提醒世人，才华需健康土壤滋养，否则再耀眼也易凋零。 苏曼殊的饮食轶事流传至今，一天吃30包糖的说法虽夸张，却道出他那份对甜蜜的依赖。 在民国文坛，他是拼命三郎式的存在，易白沙请客时暴食后自称“不行”，却次日照旧。 这些事迹接地气，像街坊闲聊，却藏着深刻内涵：一个漂泊者用食物对抗孤独，爱国心与自毁癖并存。他的译作和诗词至今被研读，推动了现代文学的萌芽。回看他的生平，从横滨木屋到上海寓所，一路坎坷，却始终关注民族命运。这份坚持在今天看来，仍有镜鉴价值，提醒人们在快节奏生活中，别让小习惯酿成大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