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北大一教授，路遇一女子贩卖字画，他随手拿起一幅打开，却忽然脸色大变，这竟是一张成吉思汗画像真迹，便花3块钱买了下来。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展厅里，一幅成吉思汗画像静静悬挂，画中那位身披貂皮、神情肃穆的老人，目光如炬，衣袍上每一根毛锋都纤毫毕现，许多参观者驻足凝视，难以想象，这幅国宝级文物的命运，曾在北京胡同的一个简陋摊位上跌宕起伏，成吉思汗画像从宫廷祭祀遗存，家族珍藏，流落市井，最终成为国家收藏，这段传奇背后，既有历史波涛的裹挟，也有知识、责任与信仰的交错。 这幅画像的最初归属，源自元代朝堂，忽必烈追尊祖父成吉思汗，在帝国祖庙中安置画像，祭祀先祖，巩固大统，成吉思汗本人生前极力避免形象流传，元代宫廷画师只能凭记忆和家族描述绘制肖像，因此，后世对于这位草原征服者的真实容貌始终存疑，画像最早属于帝国宗庙，岁月流转，明清更迭，帝王遗物散逸，文物命运难以预料，元代宫廷遗存的画像往往随着权贵家族的迁徙、战乱、赠与而流转民间，陈宦家族正是其中一环，陈宦曾任四川督军，兼好古玩书画，由于政治交往，他曾获蒙古亲王赠画，这幅画也因此在他家珍藏多年。 时局动荡，家族浮沉，陈家在民国之后命运跌宕，珍藏的文物不得不随家道中落而流散，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许多老物件被送往地摊、旧货市场，或许只为换取几顿温饱，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缝隙里，成吉思汗画像被陈家的后辈带到了北京街头，摊主崔月荣面对家族重负和现实压力，将诸多字画、古物一同摆上摊位，任由过客挑选，画作在尘埃中等待下一个知音。 史树青的出现，为这幅画像带来了转机，史树青成长于琉璃厂古玩行当，少年时便在掌柜指点下辨瓷识纸，耳濡目染之下，练就一双“火眼金睛”，他对古书画、金石、青铜器的研究极为深入，能从一张纸的纤维、一道墨痕的浓淡、一个衣纹的笔锋中，判断出年代、流派与真伪，史树青自小便对文物充满敬畏，视其为民族记忆的结晶，每一次市场寻访、每一件旧物的鉴定，不仅仅是学术与收藏的乐趣，更是一种文化责任的承载。 1952年秋日，史树青在北京西单街头的旧货市场里，偶然路过崔月荣的摊位，摊上堆着不少字画卷轴、旧书器物，许多摊主并不懂得手中物件的价值，史树青随手翻卷，一纸宣纸泛黄，画中老人头戴貂帽，目光如鹰，他敏锐地察觉到画作的独特风格：元代特有的粗犷和凝练，衣袍的毛锋、画角的蒙文题记，以及纸张上独有的“蛤蜊光”——自然老化形成的七彩晕斑，他很快意识到，这幅画的身份决不寻常，极可能是元代宫廷遗作，三元钱的定价远远低于其应有的历史分量，这样的机遇，唯有长期的积淀与直觉的敏锐才能把握。 画作归入史树青手中后，他并未据为己有，作为一名考古学者和教育者，史树青始终认为，重要文物理应归属国家，服务于学术研究与公众教育，他主动将画像送交中国历史博物馆，邀请金石、书画、纸张等领域的多位专家一同鉴定，专家们共同查验画作的纸张、墨色、装裱工艺、服饰细节，并与《元史》《蒙鞑备录》《元代人物画像》等文献资料反复比对，最终确认，这正是忽必烈时期为祭祀所绘制的成吉思汗像，较台北故宫所藏明代摹本早了两百余年，是目前所见最早、最具权威性的成吉思汗形象实证。 这幅画像成为元代历史、蒙古文化、游牧贵族服饰研究的重要基石，学者们通过画作中貂帽的织造、袍服的纹理，推测出当时蒙古贵族的生活细节与工艺水准，成吉思汗的形象不再只是文字里的传说与想象，而有了具象、真实的参照，此画的面世，使得教科书、学术著作、博物馆展览中成吉思汗的形象得以标准化，填补了中国乃至世界关于这位历史巨人的视觉空白。 史树青的无私捐赠，也在学界和社会引发巨大反响，对于个人而言，三元换来国宝，固然是“捡漏”的传奇，但更重要的是“识宝”的本领与“归宝于国”的情怀，史树青始终坚信，文物承载着民族的血脉与记忆，真正的收藏家眼中没有价钱，只有责任，正是由于这样的信念，他在数十年间多次用微薄薪水购藏珍品，拯救文物流散，最终将其悉数捐赠国家，成吉思汗画像只是他贡献中的一件，更多的书法、金石、青铜、佛像，也都因他的保护而得以延续。 成吉思汗画像在国家博物馆展出后，成为无数观众心中的历史象征，很多人第一次得以直观感受八百年前草原帝国主宰者的神韵，画面中慈祥而庄重的面容、细腻而坚毅的笔法，让人穿越时空，领略到蒙古帝国崛起与中西交流的波澜壮阔，无数讲解员在展柜前娓娓道来这段传奇，观众们为之动容，画像不仅仅是一纸图像，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长河中交流融合的见证。 信息来源：史树青——雅昌艺术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