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5月7日，杜聿明因病逝世，他的妻子曹秀清电告蒋经国，希望蒋经国能够允许

1981年5月7日，杜聿明因病逝世，他的妻子曹秀清电告蒋经国，希望蒋经国能够允许杜聿明的几个子女，回大陆奔丧，但被蒋经国拒绝了，曹秀清得知消息后痛哭道：我真想不通。 杜聿明，很多人脑子里第一个蹦出来的词就是“头等战犯”。没错，1959年那场轰动一时的特赦大会上，当法官念出“杜聿明”三个字时，他自己都懵了。他压根没想过能成为第一个被特赦的人，毕竟，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他一开始可是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他和黄维那些人，刚进去的时候牛气冲天，心里憋着一股劲儿，觉得“再打一仗，谁胜谁负还不一定呢！” 这股傲气，不是没来由的。想当年，他可是将星中最亮的那一颗。抗战时期，他率领的第五军在广西硬撼日军精锐，打下了著名的“昆仑关大捷”。后来远征缅甸，作为中国远征军的指挥官，也是战功赫赫。那时的杜聿明，是蒋介石最信任的“救火队长”，哪里有危局，哪里就有他。 然而，命运最擅长的就是给你一个高光时刻，再亲手把它打碎。转折点就是那场决定国共命运的淮海战役。1948年11月，杜聿明临危受命，空降徐州“剿总”副总司令的位子。可他面对的是一个烂摊子，总司令刘峙是个出了名的“长腿将军”，指挥一塌糊涂。更要命的是，蒋介石喜欢在千里之外遥控指挥，命令一天三变，国军的几十万精锐就在这种内外瞎折腾中，一步步走向深渊。 最后在陈官庄，杜聿明兵败被俘。他脱下将官服，换上士兵的衣服，想趁乱逃走，结果还是被一眼认了出来。那一刻，他心里大概只剩下绝望。 就在杜聿明在战场上生死未卜时，他的妻子曹秀清在南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蟻。她想找蒋介石问个究竟，一个为党国征战半生的中将，总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消失吧？结果，她连门都进不去，卫兵拦着，说蒋介石“正忙”。蒋介石派人传话，让她“不要闹”，言语间满是嫌弃。 这份薄情，曹秀清算是领教到了。后来国民党败退，蒋介石派人把她和几个孩子“请”到台湾，嘴上说着会照顾他们的生活和学业，实际上就是把他们当人质。到了台北，承诺全成了空话，一家人挤在破旧的房子里，日子过得极其艰难。 他们有六个孩子，个个都很出色。大女儿杜致礼远在美国，嫁给了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大儿子杜致仁考上了哈佛大学，这本是光耀门楣的好事，却成了一家人的催命符。高昂的学费压得全家喘不过气，杜致仁只能一边读书一边拼命打工。实在撑不住了，他写信给母亲求助。曹秀清能有什么办法？只能拉下脸去求国民党那些达官贵人，结果处处碰壁。宋美龄、张群都装聋作哑，张群甚至冷冰冰地回了一句：“杜聿明有负国家。” 最后，还是蒋介石“开恩”，批了1000美元，还分两年给清。这点钱连学费的零头都不够，更像是一种羞辱。杜致仁收到汇款后，彻底绝望，最终用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儿子的死，让曹秀清对蒋家的恨意刻骨铭心。 讽刺的是，1957年，女婿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宋美龄竟然亲自登门道贺，蒋介石也假惺惺地想拉拢杨振宁，让曹秀清去美国劝女婿一家来台湾。曹秀清心里跟明镜似的，只是敷衍了事。也正是在那之后，她通过女儿的来信，得知丈夫不仅活着，而且在大陆受到了很好的照顾，这才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回去。 1963年，曹秀清辗转回到北京，在机场见到了分别近十五年的杜聿明。两人相拥，泪流满面，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听完妻子在台湾的遭遇，杜聿明对蒋介石的最后一丝幻想也破灭了。 回到大陆的杜聿明，把余生都投入到了推动国家统一的事业中。他给台湾的旧部、同僚写信，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呼吁“民族大业，团结为先”。他或许知道这些努力未必能立竿见影，但至少，他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时间回到1981年5月，那封发往台北的加急电报石沉大海。曹秀清等了十八天，等来的却是蒋经国当局“只许在台私下悼念，不许公开发讣告”的冰冷回复。前来慰问的邓颖超，看到了曹秀清最崩溃的一幕。她拉着邓颖超的手，哭着质问： “蒋经国本人是个孝子，谁都知道，他母亲被炸死，他奔丧回家哭到昏厥。既然都是为人子女，为什么他能尽孝，却不让我的孩子们尽孝呢？” 最终，杜聿明的追悼会上，只有从美国赶回来的长女杜致礼和女婿杨振宁，以及老家的亲属。他在台湾的四个子女，只能隔着一道海峡，遥望北方，吞下所有的悲伤。